「清場」後的「清查運動」對比
我在《四五運動紀實》一書中，用一節《大搜捕、大追查》對1976年「清場」後的「清查運動」作了詳細的記述，也記述了4月5日後被捕人的名單。我在這裏不作詳述。我只說一點，與1989年「六四」後的「清查」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到1989年6月30日，僅北京抓的所謂「暴亂分子」就有1103人。全國取締所謂「非法組織」515個，拘捕4386人。
兩次「天安門清場」後果對比
1976年的「清場」是抓捕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沒有屠殺，當天也未死人。1976年鎮壓「天安門運動」，由於不得人心，為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台準備了條件。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在中國以外，影響有限。
如果說，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的大事的話，那么，可以說，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特別是「六四大屠殺」是世界性大事。
1989年的「清場」是長安街和北京的大屠殺，在全世界電視直播，直接影響到東歐的變化。美國、法國、西德、瑞典、丹麥、歐洲共同體、意大利、奧地利、西班牙、荷蘭和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先後表態嚴厲譴責六四暴行；各國中國留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北京政府；北京以及各地大學生發起「空校」運動，他們不惜生命臥軌攔截火車，要讓全國城鄉人民了解事件真相，對抗政府反人民的暴行；海內外大批黨員公開宣佈退黨。
「六四」是二十世紀歷史的轉捩點。如果沒有「六四」，「柏林圍牆」就不會在「六四」後五個月倒塌。「六四衝擊波」形成了二十世紀末的一場「大旋風」。面對逃亡的人群，匈牙利和東德政府不敢再開槍射殺逃亡者。「六四」後三個月，匈牙利開放西部邊界，兩天中就有一萬多名東德人經匈牙利、奧地利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一倒塌，兩天內又有七十五萬東德人湧進西德。
「柏林圍牆」的倒塌，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轉折的一個標誌。
「六四」引發的全球性巨變，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在蘇聯東歐，導致了「一黨專政」的崩潰。在中國，鄧小平的「南巡」，是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在世界大潮前，中國主動放棄了「共產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推動下，鄧小平為了挽救共產黨政權，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共產黨專政下的「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在世界歷史上的最重要作用是，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對外開放、「資本」與「廉價勞動力」的結合，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大發展包含着億萬農民工的血汗，也包含着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難者的血和淚。
為兩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出力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我一直為「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努力。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就是要否定「兩個凡是」，對「毛澤東定的性」也要改變。1978年6月，中國科學院召開了一次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在會上作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和雙重真理學說》的發言。當時，《人民日報》頭版對這次會議和我的發言作了報導。
7月下旬，《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真理標準」的討論會，我作了《三個法庭》的發言。1978年9月14日，《光明日報》一天四版中，用了近三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這是全國報刊第一次公開為「天安門事件」翻案的文章《宗教？理性？實踐》。我在這篇文章中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以跨越時空的「哲學幻想小說」的形式，訪問了17世紀義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這篇文章借「實踐法庭」法官的口，對「天安門四五運動」進行了熱情的讚頌。文章說：「當四人幫用『宗教法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進行判決的時候，人民卻用『實踐法庭』最終宣判了四人幫的死刑！」這篇「幻想小說」還談到，記者在法官四十二層樓辦公室的陽台上，看到了在人民大會堂附近的「正義路」，有一個「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物」（也可參看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北京在那裏建了一個同樣是「巨型薄殼結構建築」的「鳥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