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住在昆區的趙老師，曾去過他家一次還有點印象，我摸索着找到了他家。他和太太熱情地留我住宿，把外間讓給我。有個真正的家真好，屋裏溫暖如春。夜裏安靜，我把書包里的英語書和筆記本拿出來，一篇篇輕輕地讀，猜想着明天可能會問我什麼問題，該怎麼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九中，考試在繼續着。我是最後一個考生。本來書包是不允許攜入考場。服務人員說她需要離開，我問她怎麼辦，服務人員猶豫了一下說，你帶進去吧。放在一邊就行。我答應了。後來我才知道，下面還有一批新考生來口試。
推門進考場，三位老師坐在對面，中間是一位年長的梁守濤教授（後來才知道他名字），兩邊各坐一位年輕女老師（王可和胡萍）。我用英語回答早上好。他們先請我坐在椅子上，面對着三位老師，我並沒有覺得緊張，只覺得茫然不知所措，機械地按照聽懂的幾個單詞去回答。
左邊地上豎着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一些音標，好像聽見老師說讀一下。我趕緊站起身，走到小黑板跟前，一一讀起來。然後又遞給我一個盒子，裏面有一些卡片，自己摸一張。上面有一小段英文故事，記得是小動物的故事。我讀了。
口試最後一部分是自由談話。我有好幾年沒有跟別人用英語對話。這時候，我仔細聽，抓緊機會用熟悉的詞。一開始聽到問「你」，我就儘量介紹自己：我是知青，在農村下鄉。聽到「家庭」，我就趕緊說家在南方，在江蘇。聽到「父母」，我就說父親母親是教師。我又聽見單詞「學習英語」，我就趕緊說我非常喜歡英語，在農村自學英語。
從梁教授的眼神似乎對我越來越好奇，他問得更多了。我知道談話的時間早就超過了規定。他問我怎麼自學的。我就說自己有舊的英語書。他指指我的書包，問我書包裏帶的什麼？我說我隨身帶着英語書自學的。他問能不能給他看看，我只聽懂了幾個單詞，看他的表情動作就明白了。我馬上從書包里拿出我的筆記本，一本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地默寫的單詞。另一本上整齊地寫着英語課文，語法，翻譯和小作文。
梁教授仔細地一頁頁翻看着，問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的。下面又說了些諸如；我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我喜歡文學，等等。王可教授和胡萍老師也輪番拿過去看了看。這個時候，我越來越鎮靜。記不清還問了些什麼，只記得我嘴裏不停地回答着。估計是亂謅一氣，語法錯誤百出，語音語調就更不敢提了。
就這樣，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勇敢，談了好長時間才結束。
三月份春天進了外語系之後，和胡老師，王老師分別談起口試的情況，我才了解到，在我離開考場後，梁教授很激動，連連說：給她高分，給她高分，這樣的考生我們一定要收。據說，我是包頭地區口試考生中唯一的還在農村勞動的知青。估計我那雙男式大頭鞋，和那一付灰頭土面的樣子，也可能使他們感到意外。
英語口試之後，我去叔叔家。一進門，伶牙俐齒的小堂妹把我高考成績一門門地喊了出來。我毫無思想準備，目瞪口呆地望着這個小女孩嘻笑着把我的高考「私隱」一件件全部抖露出來。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績的方式。
這才知道，我叔叔有個熟人在包頭招生辦。他去打聽我的成績。招生辦看了我的材料，說我的總成績超過吉林大學外語系的分數線。可以改報吉林大學，看我的意願如何。我一聽很興奮，可是轉念想到父母無法供我讀書，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師範院校是我唯一的選擇，我死心塌地盼望着內蒙古師院的回覆。
1977年高考採取先報志願，再考試。如若成績超出分數線，有可能被更好的學院錄取，在1978年入校後零星聽到過。這與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視《國家記憶》節目中關於1977年高考回憶也是吻合的，而且在錄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寫的志願排列。
順便提一下，內蒙古招生則出另一類情況。國家把四類院校列為重點錄取院校。其中有師範院校。內蒙古師院在各城市招生時，拿走所有超過分數線，報考志願填寫內蒙古師院的考生資料，予以搶先錄取，尤其是津京滬老三屆考生。怪不得內師各系77級人才濟濟。
就在包頭逗留中，聽到周圍不少關於高考的議論。最令人膽顫心驚的仍然是政審。即使文革已經結束，人們的思維模式並沒有變化。多年來圍繞着政治運動出現了社會階級劃分，導致了政治上的歧視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幹這類關鍵時刻，政審可以直接讓你飛黃騰達，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煉獄。每想到政審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慮不安。一天，我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奇想：獨自去闖內蒙古師院外語系。既然成績上線，按新的招生政策我應該通得過政審。我要親自去力爭通過政審。
我立即從包頭乘坐火車到呼市。有位年輕的親戚叫建國，正巧在內蒙古師院所在區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奮勇去打聽外語系書記的住址。當晚，他帶着我到家屬院，建國年紀比我還年輕，我們倆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履安書記家。
敲了敲門，王書記太太應聲開門。她很客氣地請我們進屋。屋裏擺設很簡樸，王履安書記高大的個子出現在我面前，他帶着微笑和藹的樣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繃緊的心情放鬆下來。
當我說明來意。王書記呵呵地笑起來，他很果斷地說，你不要擔心，我們主要看成績和本人的表現。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過去那樣搞是不對的。王書記又詢問我的考區和成績，我一一說了。他說，你放心吧。把你們第一批全部招進來人數還不夠。我們降低了分數線，又招了一批，口試通知已發出。
王書記態度和善，言辭誠懇，非常果斷。聽上去他對高考招生情況了如指掌，對有關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觀點明朗。在言談中顯露出他的魄力和正義感。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一位領導幹部就家庭出身問題大膽地發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我們談了一會很快就離開了。臨出門，王書記微笑着對我說，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來，我十分興奮。心裏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四十年以後回顧那次冒險行動，那情景真是一次幸運的「上訪」。
從後來看到的各種資料中了解到，1977年高考中，全國有很多省市，學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審這一關控制得很緊，並沒有真正執行「主要看本人表現」這一政策，很多優秀考生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絕錄取。我認為，與其說「這是純屬執行政策中的失誤」，不如說這是「長久以來對政審的已經固有的習慣做法」不會因一條新政策而很快改變。這是1977年高考留下的一大遺憾。普遍承認，1978年高考時政審有所好轉，到1979年，政審才真正放鬆。
就此而言，我對母校內蒙古師院外語繫懷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們在錄取新生的過程中保護了一些像我這樣無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問題的求學青年。充分表現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進校後了解到，在內蒙古師院「窩着一大批」學術白專典型，在1950代里從北京上海等院校流放來支援邊疆。外語系的英語和俄語專業亦是如此，梁教授是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的，還有幾位從國外留學回來的老師，王履安書記是本系學生會主席，留校工作，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到今天，我才更認識到我的1977年高考有多麼幸運。
一月份剩下來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過。嚴寒仍然在春天來臨時之前任意肆虐着。除了咬牙堅持到底，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1978年2月4日立春，緊接着7日就是過年。我在日記中寫道：我獨自一人度過了這個淒涼的過年。小屋裏零亂地堆放了許多東西。有時我看看被寒風吹破了的窗紙，灶前零亂的柴禾杆，快燒完的碎炭面，還有土豆，屋裏狼籍一片的樣子，不禁有點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進中舉》。日子一天天地在極度的寒冷，飢餓，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過。
整個冬天為高考奔波的費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糧逐漸交到固陽縣糧庫，換回一些糧票和現金來維持，這時候的我和任何一個地道的農民沒有兩樣。
按照內蒙古農村的風俗習慣，家家戶戶在臘月里就趕着把乾糧做好，炸油糕，燉好豬肉，存放在涼房裏。在農曆正月里他們盡情地休閒，串門走親戚，把熟食熱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鄉家取暖，老鄉們會熱情留我吃飯。但是我自尊心很強，每到快要吃飯時間就找個藉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隨便煮點什麼吃。炕灶里不經常燒火就有潮氣，有了潮氣就更燒不着火。放進去的炭塊像石頭，根本燒不着，有時連水都燒不熱。煮的土豆和糜米粥常常是半生不熟的就吞下去。
這時聽人說固陽縣教育局門口貼出大紅榜，是高考初選名單，實際也是後來的錄取名單。可能最後錄取還有些變化，我不清楚。全縣初選高校的以理工科為多，文科本科只有28人，英語本科1人。也就是說，英文專業18人報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選。我的名字列在紅榜上。
據說整個固陽城沸騰起來。每天都有很多人圍在紅榜旁邊觀看談論。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再也沒有力氣趕到固陽去看紅榜。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希望那時去看一回。
大約是二月中旬，我到固陽縣辦事時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醫院體檢。我的前面一位女知青考的理工科，很壯實，皮膚粗糙，臉龐紅通通的，一看就是長年在野外被風吹日曬的。醫生說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臟缺陷，女孩說從來沒有檢查過，插隊幾年一直是強勞力。她急得連連向醫生哀求。這位女醫生沉吟了一會，走到另一個辦公室去，再出來時，用筆在檢查單子上劃了一下，通過！不過這女醫生嚴肅地叮囑那女孩儘快去檢查一下。
體檢結束，我的公社有一位回鄉青年被查出色盲，只能放棄第一志願北京鋼鐵學院，到內蒙古師院去。對回鄉青年的家庭來說，考上大學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
體檢後又是無休止的等待。三月初，剛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高考結果杳無音信，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絕望，似乎是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同時，我感覺自己的體力也漸漸支撐不住了。這個時候，我覺得那體單贏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樣，勉強挺立在冬日的寒風中。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鄉家「取暖」，在想：不知道老天為我安排的是什麼樣的坎坷人生之路呢？正在這時候，有個孩子匆匆忙忙闖進屋來，一副又驚喜，又緊張的樣子，說「小呂，你可能考上了！」他說聽人家說的。
我跳下炕就往外走，決意要到公社去問清楚。雖說是三月初，河槽路被封凍了整個冬天，還有很多硬梆梆的殘雪。又是36里艱難的路，非常吃力地走到公社，又是一路渾身滾爬，弄得全都是碎冰雪碴。
剛到公社大院，有人就認出我，老遠朝我大聲喊着，小呂，你考上大學啦！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還是想笑。
我問，我怎麼不知道！通知呢？這人回答，他也是聽說的，還報出其他考上大學的考生名字。
這幹部熱心地帶着我到學區辦公室翻找。我緊張得頭上都滲出汗來。最後在學區會計的一個抽屜里找到錄取通知書，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寫着我的名字，落款是「內蒙古師範學院」，抽出裏面那張白色的硬紙張，上面一行黑色大字「高等院校錄取通知書」。我讀着這一行字，淚水模糊了視線。
我所在的忽雞溝公社考上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鄉男青年，分別考入北京某理工學院，內蒙古醫學院，內蒙古師大物理系。另外兩名男知青分別考入內師體育系和西北某大學。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學的女知青，也是固陽縣唯一考上英語專業的考生。
那時全公社光知青就有600多。我知道好幾個很有才能的知青沒有被錄取。我很遺憾。我衷心希望他們在以後的高考勝出，搭上這部歷史的列車，希望他們的人生道路順利平安。
三月初春的陽光夾着一絲嫵媚，帶來了不一樣的暖意。我盼望在我離開之前看到知青們回來。我明白，這個冬天對他們來說一定也十分艱難，他們要面對難以接受的失望。
小楊回來了，他很沉默。只說他沒考。其他什麼都沒有說。我知道很多知青在這場來勢迅猛的變革面前感到懵了，來不及做出正確的選擇。
小魏回來了，我期待他說什麼，他也是一樣的沉默，送給我一個筆記本。40年後我才知道，他躲在屋裏眼睛都哭紅了。
其實，我無法開口說我考上大學了，更不忍聽到任何祝賀的話。我覺得心中充滿歉疚和說不清的留戀不舍。
3月16日早上我離開了廠漢門洞村。這天天氣晴朗。小楊總是樂於助人，主動把我的行李送到坡下的村口去，一個行李卷，兩隻木箱子。
村口有一大群鄉親在村口，隊裏有個老漢趕毛驢車去公社，順路帶我。我倒着坐在毛驢車上，眼看着村子漸漸遠去，消失在視野里。我的眼睛濕潤了。在幽靜的山溝里，一輛小毛驢車吱吱扭扭地，最後一次帶我走在這條曾經走過無數次的寂靜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走去。
內蒙古師院3月18日開始報到。當天一早，我哥用自行車推着我的行李送我從東河區火車站，踏上了開往呼和浩特的火車。
當我乘坐的列車駛向「我的大學」時，我內心很平靜，沒有欣喜。在歷盡千難萬苦之後的疲憊不堪，在絕處逢生之後的感激之情，同時抱着對新生活的期待和嚮往，所有這些十分複雜地交融在一起。我安詳地望着窗外一掠而過的景物，又好像什麼也沒看見。
在呼市火車站，外語系組織的迎新生人員已經在門口等候，把我作為第一批新生接到師範學院。
政治輔導員李維成老師開玩笑說，你是77級第一個到校的學生。這話觸動我，有點傷感。因為我離開知青房，沒有地方可待，只能儘快到學院宿舍去。我急切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覺，到食堂好好吃一頓飯。經歷這4個月高考，實在太累了。
剛在宿舍安定下來，一位風度優雅的老教授輕輕推門進來問道，哪位是呂丁倩？我正坐在床邊，馬上站起來說我就是。她走過來微笑着說，我聽梁老師介紹你在逆境中自學的情況，他說一定要把你這樣的學生招進來。她就是系裏另一位權威金龍駒教授。
幾天以後，偶爾在教學樓里遇到梁教授，他很高興，還像口試時那樣看着我說，以前你在逆境中自學，以後可以在順境裏好好學習了。我回答說是的。說完，梁教授匆匆走了。這句話竟然幾十年都清楚地記着。
剛進校不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語系，信中的內容是：呂丁倩隱瞞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學的。她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沒有落款，信是從江蘇省常熟市寄出來的。王書記讀了信，不屑地回絕說，這種信件不理它。外語系執行「重在本人表現」，正氣凜然。三年多之後，我才偶然得知這個「匿名檢舉」。
在那個三月里的每一天，我背着書包，手拿着新英漢字典，走出內師女生宿舍樓，沿着小路向外語系教學樓走去。外面陽光明媚，燦爛無比。小路的兩邊栽滿了杏樹，滿園顯出一片熱情的粉紅，枝條上已經抽出綠綠的芽，長滿紅紅的花蕾。我離開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樹叢中，微微仰面，閉上眼睛，讓自己沐浴在陽光里，盡情地感受從來沒有這麼溫暖的春天。
呂丁倩於Briarcliff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