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對農民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態度正表現了他獨裁者病態人格的兩重性和欺騙性。我很懷疑毛澤東在聽到農民在「大躍進」中的境遇所留下的眼淚是不是鱷魚的眼淚，尤其是毛去世後，身邊的衛士與工作人員寫的回憶錄，其實是為了襯托他們心目中的領袖的偉大和所謂的人性，不盡可信。當然儘管是獨裁者，他也不希望底下的官吏都是貪官污吏。這就像前幾天特朗普將國土安全部長諾姆解職，這也是一種推卸責任。我們評價這種政治人物，還是應該從政策與理念出發。這種偶爾流露出的「人性」，無非是一種政治家的即興表演。
盧：文革前，毛澤東青睞高崗、柯慶施等領導人。甚至在他們面前不止一次表露出對當時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的不滿。而在林彪事件之後，我們都知道毛澤東真正傾心的接班人是張春橋，甚至不惜因為張春橋與陳伯達和林彪決裂。在您看來，毛澤東真正傾心的接班人具有什麼樣的特徵？
宋：毛澤東對接班人的選擇，其實也是有很大的實用性在裏面的。比如他提拔林彪，就是在與劉少奇的鬥爭中，需要林彪代表的軍隊的勢力的介入。之後他覺得林彪勢力的擴張威脅到自身，又開始在九大後敲打林彪，尤其是毛澤東在蘇州向林彪提出，讓張春橋做林彪的接班人的敲打。如果我們以張春橋作為毛澤東相對來說比較屬意的接班人，我認為有三個特徵，第一，不僅忠於毛個人，還忠於他的理論；尤其是還有一些所謂創造性的發揮。而文革中所謂創造性理論的發源地，十有八九離不開上海。第二，具有管理一方的行政能力，而不僅是一介武夫，比如吳法憲、黃永勝只是一介武夫。當時張春橋在上海管理的還是不錯，起碼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鬥。第三，接班人最好和軍隊有一定的淵源和關係。當然張春橋在這一方面是他的弱點。所以毛就直接指派他當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為他創造條件。因為毛澤東不僅參與建黨，而且他還是軍隊的締造者。這一點恰恰是張春橋欠缺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曾出版過《張春橋獄中家書》，我是審稿人。我當時在審稿意見中寫到，研究張春橋的思想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一年她在北京父親的辦公室拿起一杯水就要喝，張春橋阻止了她。另外給她倒了一杯水。出於高幹子弟的敏感性，她一下就意識到，這杯水是汪東興所在中央警備局提供的，汪東興並不可靠。她後來問父親，你既然對汪東興不放心，為什麼不讓毛主席換掉他？張春橋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和毛主席提過多次。主席說這個人我已經用慣了。
張春橋是毛澤東屬意的接班人，而汪東興不過是毛澤東的（大）內務總管而已。後來果不其然，是汪東興主導了抓捕「四人幫」。因此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實用主義，即便是自己最看重的接班人，他們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都不是毛澤東最主要的考量。毛澤東活着的時候完全有能力為四人幫之後的掌權鋪平道路，但是他沒有這麼做。而是「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對當時的黨內的政治鬥爭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毛澤東是極端自私的人格，他沒有為四人幫的政治生命考慮過，所以在他死後，四人幫反而以政變的方式被逮捕。
盧：毛澤東在發動巨大的政治運動之前，都會反覆試探地方領導人的意見。比如大躍進前的南寧會議，再比如對劉少奇、林彪動手前也要反覆向地方放風。這與我們印象中毛澤東以中央掌握地方的絕對權威有着不小的反差。在您看來，毛時代的地方與中央有着怎樣的關係？地方領導人的意志是否會對毛的政治行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約？
宋：這和毛要樹立的毛中央的絕對權威並不絕對矛盾，毛在具體發動和執行他的一個大決定前同時強調「調查研究」，這可以看作是一種毛式的「調查研究」；無論是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候，還是在井岡山時期，毛在他的工作方法裏都強調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的過程關係，地方領導人會對他的決策有一定影響。毛澤東在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裏面，提了很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更多體現的是他的一種特殊的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