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我觀察到您在書中所描寫的政治運動，運作的機制和過程其實對文革有着深遠的影響。但是無論是土改還是反右，中共所打擊的對象都是特定的下層階級或階層。甚至當打擊面過寬之後還要主動進行「糾左」。哪怕是對待高崗，毛澤東其實也並不存在斬盡殺絕的心態。那是是什麼原因，讓毛澤東在文革中，主動把黨內的高層矛盾擴散到全社會的所有階層？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黨內鬥爭起源的解釋，您認為文革的發動是否也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改變的判斷？
宋：毛澤東搞的這些政治運動，在時空上不僅延綿不絕，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常常有一種令人吃驚的重複性。陳雲說毛有四句話：「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此中「治國無能」是要害。比如說毛澤東至少搞過三次「三反」運動、兩次「五反」運動。「整風」運動，則一直從延安整風到文革後期「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搞了一次又一次，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重複，不是一種良性的循環，而是一種極端惡性的輪迴。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縣和廣西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的大屠殺，我發現不過就是中共建國「暴力土改」的惡性發展；廣西文革中「為革命吃人」的萬人吃人運動，也正是大饑荒中間「人相食」的惡性重演。
為什麼惡性循環？就是因為毛氏的政治運動輪迴怪圈，常常是最高領袖為了掩蓋自己造成的惡果，以一個新的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那個舊的相對比較小的錯誤。毛澤東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都要搞複查與平反，唯恐打擊面過廣。「反右」以後，就變成另一種形式。比如說「反右」是由於毛澤東對批評「肅反」感到不滿，還因為「肅反」中有人猛烈地批判統購統銷。毛澤東要翻「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案，要掩蓋在「七千人大會」上他被迫做的一點點檢討，就發動了文革這樣砸爛一切的浩劫。他就是不肯下「罪己詔」，他比歷代皇帝都不如！更不用說大躍進期間的廬山會議，他本來是準備上山反「左」的，結果卻是反了彭德懷的「右」，最後結果就造成了更多人的餓死，本來一年半左右可以止住的大饑荒，結果變成了三、四年的更長期慘禍，慘絕人寰！所以文革不只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還是毛澤東錯誤的頂峰。因為文革中，高級幹部幾乎沒有人能夠倖免，因此毛死後這種運動模式就立即終止了。但是共產黨的領導人能不能記住這種歷史教訓？我看未必，這就是我們這些研究者存在的意義。
若是要追究溯源，恐怕還是要回到我的書《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所討論的，所有的獨裁者在性格上都是病態與扭曲的。獨裁者最懷疑的人，反而是自己身邊最活躍和跟自己最緊的人。中國大陸官場流行過一句話：「離黨越近越危險」。我們正常人認為「跟得緊」是忠誠的表現，但在獨裁者看來，這可能是要政變的預演。
其實，劉少奇、鄧小平與彭真對毛澤東是「忠誠」的，最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忠誠。而在經濟政策上，尤其是在「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時期，他們出於常識進行過政策調整，不得不對毛的政策進行扭轉。比如西樓會議（盧註：西樓會議即於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樓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因在武漢，未出席這次會議。）以來，劉少奇等人一直在糾正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們出於常識和經驗就知道，地里產不出數萬斤糧食。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局限於學術討論範圍。彭真親自把文件帶到杭州讓毛澤東簽字。可是在毛澤東看來，彭真沒有領會到自己的真實意圖，尤其是毛澤東準備打倒吳晗的時候，彭真居然還特意保護吳晗，還向毛匯報吳晗政治上一向靠得住。這就是不忠誠的表現。所以，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銷了《二月提綱》和「五人小組」。隨後，彭真被指控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首要分子，被撤銷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文革正式爆發。
因此，在獨裁者面前，無論你表現得如何忠誠，其實都會變成被懷疑的對象。所以毛澤東無論是與所謂官僚集團的反目，還是後期與林彪的決裂，其實都是自己病態人格的體現。
文革爆發後，彭真多次被拉到紅衛兵集會上公開批鬥。這張著名的、彭真在工人體育館被反扣雙手（坐噴氣式）的照片，就是那一時期的縮影。
二 毛澤東獨裁者的心理與對知識分子、農民和接班人的態度
盧：所以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其實也是不信任的。在您的書中，以相當的篇幅描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還有摧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似乎格外重視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思想控制。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當毛澤東在發起政治運動前，都要在文藝界和社會科學界預先「放風」乃至「試點」。比如反右運動前的「反胡風運動」和胡適批判，再比如文革前的批鬼戲、指使戚本禹寫的批判《清宮秘史》以及批判李秀成。毛澤東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行為模式，對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這種持續摧殘，隱藏着他怎樣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