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毛澤東是一個出身於農村，具有餘英時先生所說的「邊緣知識分子性格」的獨裁者，類似於宋江、黃巢這種底層讀書人。他們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智主義的傾向，與知識階層的矛盾是天然不可調和的。這一點與今天美國的特朗普頗為類似，比如他對大學和媒體的態度。這是由他們接受的教育與代表的階層的決定的。同時，毛澤東本人的經歷，也讓他對知識分子既有仇恨，也有自卑的心態。因為年輕時在北大被冷遇的經歷，所以毛澤東在建國後一次北大都沒有去過。毛澤東對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導師的態度就體現了這種心態，1954年批《紅樓夢》和批胡適，都是把象牙塔里的學術問題變成了意識形態鬥爭。這都是毛澤東內心自卑演變成的自戀，自戀演變成的自大的體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其獨裁者的非理性與病態人格出發，理解這種「推己及人」的心態。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來自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而在他看來，能造成輿論的就是知識分子。因此，一方面，毛澤東需要知識分子來製造輿論，雖然他看不起知識分子（如上所說），尤其是留洋回來的。所謂「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另一方面，他的「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的理論，又自然決定了他要把知識分子放在共產政權的對立面，他擔心這些人也可能和他一樣造反成功，所以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方面我在《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有過詳細的論述。毛澤東時代，其實除了毛自己，沒有人有能力和意願來搞政變。比如1966年5月，在毛澤東授意下林彪作了所謂「政變經」的講話（盧註：又稱五·一八講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於1966年5月18日講的一篇關於防止政變的講話），但是之後，毛澤東反而覺得林彪要針對他搞政變。可見，毛澤東的高度緊張和病態。
盧：毛澤東對農民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和曖昧的。比如1953年9月 ，毛澤東直接批判梁漱溟提出的對農民工的「大仁政」和「小仁政」；他對在「大躍進」時期對收到的民間反映基層狀況的上書，也大發雷霆。但是在比如張耀祠的回憶中，我們也會看到毛澤東為了農民實際的悲慘遭遇而落淚。或許毛澤東也知道，為了所謂的現代化，農民是不得不進行犧牲的對象。因此在對待農民問題上，毛澤東仿佛具有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一個是農村大家族的慈父，另一個是天威莫測的暴君。您認為毛澤東為什麼會有這樣反差的態度？
宋：農民一開始就是毛和中共搞革命、奪天下的利用對象，這一點至今都未變。中國傳統時代的農村社會分層，只有立足於生活和財富水平的「大農」、「中農」和「小農」的概念。即便是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革命，「地主」也只不過是具有物權歸屬者的寬泛意義。國民黨偶爾也提到「封建地主階級」，但這都特指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在國民革命中，地主只是農民階級中的一個分層、而非一個獨立的階級，尤其是敵對階級。連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也從沒有提出過地主和農民對立的階級理論。構建這一階級對立理論的是毛澤東。他的立論基礎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其中中農、貧農、僱農合佔百分之九十。把只佔百分之八左右的地主富農劃為被消滅和被剝奪財產的革命目標，「具有動員絕大多數農民群眾走向革命的天然基礎。」
說得透徹一點，毛所構建的「地主階級理論」就是為了煽動原來農民階層內的「多數人」（90%左右的貧下農等）對「少數人」（8%左右的地富）的內鬥和暴政。冠冕堂皇的「革命」就是要製造出原來農民群體之間的仇恨和殺戮。就像秦暉教授說的，土地改革就是要讓農民手上沾血，先交投名狀。其「天然基礎」就是激發出種種人性之惡，如妒財嫉富的紅眼病和謀財害命的暴力狂。毛的理論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只要能夠煽動絕大多數的農民來參加他的「革命」，最終把他送上獨裁者的寶座，理論的常識性和資料的真實性都是不屑一顧的。農民是毛和中共戰爭時期的「兵源」和建設時期的「糧源」。所以毛和中共的這種高度實用主義的策略，一貫是犧牲農民利益，一直到現在，比如改革開放之後，過得最慘的不就是農民工群體嗎？雖然中國的經濟騰飛還有比肩歐美的高層建築都是他們的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