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一南劃破星空
1986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成為一家以出版人文社科圖書為主的綜合出版社。同年，1980年代影響廣泛的民間機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立，為三聯書店帶來了兩套叢書：《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直至今日，這些已經泛黃的叢書，還以其優質的內容在學術界散發着光和熱。
編委會以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碩士甘陽為首（主編）、由研究西方人文學為主的中青年學者組成，班底基本上就是甘陽在北大讀書時的同學和同期的朋友們。（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第190頁）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從1986年12月第一本《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起，十餘年間遴選、翻譯、出版了50餘種現代西方的經典名著，《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小說的興起》《在約伯的天平上》等成為中國學界的必讀經典。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叢書
《讀書》雜誌編輯揚之水（趙麗雅）1987年6月5日日記寫道：《存在與虛無》的征訂數竟達十萬冊。果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對薩特感興趣麼，譯者陳宣良對此表示懷疑。他斷定，頂多有一千人從頭到尾把它讀完，頂多有一百人能把它讀懂。
據說目前大學裏確實流行着哲學時髦風，人皆以案頭置放幾冊哲學書為高雅。（《〈讀書〉十年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第67頁）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1986年6月所擬《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引梁啓超的話，「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創辦《文庫》意在繼承前人工作，擴大文化積累，使我國學術譯著更具規模、更見系統。文庫所選，以今已公認的現代名著及影響較廣的當世重要著作為主。隨着中國學人對世界學術文化進展的了解日益深入，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的創造性大發展當不會為期太遠了。
《文庫》中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譯者之一張旭東在2007年再版序說：這本書的翻譯完整地伴隨我親歷了198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生活，因此，在譯文的肌理里，自然包含了種種1980年代特有的氣質、理想、感受方式和語言風格特點。
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角度，朱偉認為，書店復建的第一任總經理沈昌文在1980年代中後期，巧妙地用了甘陽牽頭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顆棋子，在思想文化市場上，布了一個極有縱深的局。1980年代前半期思想文化「啟蒙」，在「衝破禁區」後，金觀濤、劉青峰為首的《走向未來》叢書起到核心影響；1980年代中後期，則是甘陽、蘇國勛、劉小楓為首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編輯叢書起核心作用。沈昌文很重要的文化貢獻，是以《讀書》雜誌鋪路，推動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一大一小兩套叢書的規模出版，構成了三聯書店在1980年代中後期無法抹殺的輝煌期。（三聯書店編輯部編《大哉沈公》，第35-36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以上海學界為基礎，由編輯主導，策劃出一套兼顧思想啟蒙和學術深耕的叢書，這就是聞名遠近的「黃皮書」——「當代學術思潮譯叢」。叢書確定了立足中國、立足當代，只收譯作，不收原創，注重新學科、新思潮、新觀點，具有學科標誌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品等策劃原則。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編委會由湯永寬擔任主編，陳昕、楊魯軍為副主編，編委王滬寧等9人。20本叢書以鮮艷的明黃作為封面、封底的底色，凸顯「黃皮書」明快簡潔的裝幀特色。1987年初面市，受到讀者追捧，首印均在5萬冊以上，而且印數一再追加，最為火爆的是弗蘭克·戈布爾著，呂明、陳紅雯譯的《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1987年2月第1版首印15萬冊1個月內斷貨，即加印至20萬冊才滿足第一波市場需求。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發軒然大波的是傑里米·里夫金、特德·霍華德著，呂明、袁舟譯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也是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數10萬冊。這是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增長的極限》報告以來具有震撼意義的人類未來「警示」，涉及的領域比《增長的極限》更寬廣。作者將熵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運用到哲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個領域，質疑不斷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前景，勾勒出歷史將不可逆轉地步入倒退、衰亡的圖畫。一種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歸結，在多個學科之間融會貫通的境界和大歷史觀呈現給中國讀者，啟蒙意義不凡。
出於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切，政治學名著是這套叢書設計的重要選項，第一批選題中有加布里埃爾·亞伯拉罕·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著，曹沛霖、鄭世平、公婷、陳鋒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與政策》，以及羅伯特·A·達爾著，王滬寧、陳鋒譯的《現代政治分析》，都是比較政治學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經典著作，為國內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前書1987年2月第1版印數50000冊；後書1987年3月第1版印數62000冊。
第一批書目中還有美國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著，張岱雲、聶振雄、石浮、寧安生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亨廷頓的理論涉及三個要點：一、現代化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的綜合體，經濟、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引起政治的變化，而沒有政治的協調發展，經濟和社會也不可能發展，政治的權威和技巧是保證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二、政治發展的兩個方向是制度化和參政化，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參與民主化相輔相成；三、政治學研究不應局限於行政體制等政府機構的分類比較，而要從經濟、社會、心理和文化發展等更為廣闊的角度加以探討。
「黃皮書」的每一本書，編者都要求譯者撰寫「譯者的話」，除了介紹書的基本內容和學術貢獻外，還要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真地評說該書的價值和存在問題。
北京三聯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上海譯文的「黃皮書」，一北一南，劃破1980年代思想、學術界的星空。著名出版家陳昕說，「黃皮書」二十本的選定就有二十個不平凡的故事，二十段思想與學術探索的經歷。這些故事既有宏大願景，也有世俗關懷；有深思熟慮，也有意外觸發；有個人的青春衝動，也有時代的集體覺悟；有啟蒙夙願，也有學術寄託，由此，編織成為一個美麗的精神花環，留駐在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史長河裏，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有幾分怦然，幾分激越。（《理想在前頭：給青年編輯》，電子版）
三大知識分子精神團體的形成
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團體的雛形，主要以叢書編委會的形式出現。思想性叢書熱促進知識分子同類相求精神團體的形成。所謂團體，追求的只是一種純粹精神。
蘇煒稱，時北京的人文知識界有三個以「叢書」為基礎的文化圈子：以金觀濤、劉青峰為主導的強調科學主義的《走向未來》叢書，以李澤厚、龐朴、樂黛雲等人為代表的強調傳統國學的中國文化書院，以及以甘陽、趙越勝、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蘇國勛、梁治平等為核心的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蘇煒：《聽大雪落滿耶魯》，第353頁）
金觀濤認為，1985年前後的「文化熱」產生了三個大的民間文化機構：《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三大文化「圈子」在1980年代實際上成了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第172頁）
中國文化書院創建於1984年，由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朱伯崑、湯一介、龐朴等著名學者共同發起，湯一介為首任院長。由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文化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及相關學者、研究人員自願結成全國性、專業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曾被稱為「草棚大學」。創院初衷為全面繼承與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構架起中外文化研究的橋樑，全面提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水平並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其核心理念是：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
在1985-1990年5年間，書院在學術交流方面，主辦了八個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大部分是國際性質的。在學術傳播方面，出版了500多萬字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餘萬字的《中國文化年鑑(1989年)》以及出版《中外比較文化教學叢書》，《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港台海外中國文化論叢》，《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叢書等。
學者陳來說，「走向未來」的科學精神，「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關懷，中國文化書院的傳統憂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幾個側面。金觀濤以科學衡量傳統文化的標尺；甘陽則從西方文化的價值判斷中國文化，兩者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思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與兩者大異其趣的是中國文化書院，其創立宗旨之一，即弘揚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取向比較地認同傳統，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絕非意味着文化書院代表復古或民粹派。文化書院是具有開放心靈的傳統文化研究學者的群體。（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第547頁）
三大知識分子精神團體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由不同路徑共同推動現代化國家思想文化轉型。這是與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熱互動的歷史產物，其中三大團體惟有中國文化書院實現了實體化。進入199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璀璨星散，中國文化書院迄今薪火相傳、賡續綿延，三大知識分子團體豐沃的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和矗立的思想文化立場依然澤被後人，其成員大多成為了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領袖人物與中堅力量。
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熱對於中國人文化觀念啟蒙，走向全方位現代化，功莫大焉！
致敬，從1980年代走來的文化前行者、啟蒙者和盜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