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規培的碩士生孫某某離開宿舍，後跳河身亡。近些年，此類事件並不少見。據公開信息，僅2024-2025年，至少有9位規培醫生/護士或實習醫生自殺。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生曹麗萍用手術刀割開了自己的頸動脈，她留下的千餘字遺書里，出現了10次「加班」、9次「請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社交網路上，常有醫生分享一邊發燒掛點滴、一邊值夜班、補病歷的日常。
在中國，要成為有醫生，必須完成三年（33個月）的規範化培訓，才能獲得醫師資格證。規培醫生要同時完成科研和臨床任務，孫某某曾向同學吐槽「任務很多，自己協調不過來」，在遺書中她寫到自己被導師和帶教雙方「訓斥責罵」，「很難繼續工作」。
如果說「能獨立下醫囑」是一個醫生轉正的標誌，那麼一個醫學生從實習走向轉正的時長將遠遠超過其他行業默認的三個月、六個月。畢業和完成規培是第一步，此後他們將成為住院醫，博士生還要進行「專培」（專科醫生規範化培訓）。但在獲得「主治醫生」職稱之前，他們都不具備決策權，需要服從更有經驗的上級醫生的管理與指導，後者也始終掌握着他們職業發展的機會。五年本科後，下一個階段短則三年，長則八年。
這也是一個收入極低的階段。2020年醫療行業論壇丁香園的調查顯示，近三成規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社交網絡上，許多醫生將醫學生的勞動稱為「奴隸制」，因為他們既沒有自主性，也沒有正式職工待遇。「談工作時是醫生，講待遇時是學生」。
正面連接訪談了七位處在這個階段的年輕醫生，他們平均年齡31歲，普遍經歷連續的夜班、糟糕的身心狀態、醫患衝突、科研內卷和降薪。他們與離世的孫某某一樣，難以平衡科研與臨床，也感受到導師、帶教管理方式的問題。
醫療是一個極度依賴經驗的行業。主任比副主任優秀，資歷老的好過剛畢業的，患者們大體都抱有這種信念。許多年來，醫學生們也相信這套規則，並順着這套職稱體系晉升，成為更資深、更權威的人。然而隨着個體意識的普遍覺醒，經驗與權威逐漸變成了控制與剝削的近義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退出甚至反抗這類體系。
年輕醫生的信念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的七位受訪者在以學生或住院醫師身份進入臨床之後，很快開始產生懷疑——
越資深越可靠？如果上級醫生做出錯誤的醫療決策呢？
一個根據科研而不是臨床能力決定醫生是否晉升的體系是否有問題？
用職稱來決定一個醫生能操作的手術難度是合理的嗎？
這些懷疑最終導向一個相同的問題：除了做醫生，我們是不是還有別的選擇？
除了年輕醫生，我們還訪談了三位資深醫生，他們是主任、副主任、主治醫師，他們也是年輕醫生的上級、帶教。他們一方面感到現在的醫學生「不如原來那麼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當年好用」，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規培制度、手術分級制度對年輕醫生成長的限制。同時，他們自己也並沒有感到被這個體系優待。
作為普通人、患者，即便從最利己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關心醫生的處境，因為我們的健康仰仗醫生的決策，我們的性命有時就握在他們手中。
生病的醫生
2024年4月，做了兩年住院醫的駱軍得了重度抑鬱。那時，她所在產科有三位一線醫生有抑鬱症。根據《2020年醫務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我國27.7%醫務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鬱傾向，其中醫生抑鬱得分最高，初級醫務工作者顯著高於高級醫務工作者。
睡眠障礙是駱軍抑鬱的一條伏線——從碩士二年級起，她開始吃安眠藥助眠。但睡眠越來越差，逐漸發展為嚴重睡眠障礙。確診之前的半年裏，即使不在值班的夜晚，她每天晚上也2、3點才能睡着，不到4個小時後就起床上班。
不止一位醫生表達過睡眠障礙的情況——社交網絡上，年輕醫生普遍表示身邊同學和同事有早醒、焦慮、淺睡眠的情況，並列舉了自己儲備的各種藥物：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奧沙西泮。
除了工作壓力，駱軍也感受到了同情心對自己的負累。她發現這裏有一種共識：不能「把情緒帶入工作」，即使情緒是善意的共情。規培時，一位已經破水的產婦來到了科室，她沒走正規流程，當即墊付了入院費用。帶教批評了她，告訴她曾有同事墊付的錢打了水漂。
到了2024年過年，連續一周值完夜班後，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看過年聯歡晚會，駱軍一人在房間裏補覺，第二天早上醒來，又睡到中午11點。
年後，疲倦與焦慮變成了抑鬱症。急診值班結束後，她無法像往常一樣，回到科里，處理等着自己的無窮盡的事情，而是坐在急診室里發呆，直到夜裏一兩點。
最嚴重時，休息日她都躺在床上。爸爸到醫院旁的出租屋來照顧她。她沒力氣去家門口拿外賣，一天努力吃一頓，多吃了就會吐。也不再給兩隻貓做飯，只把乾淨的貓糧倒在家裏最大號的飯盆中。糞便和結塊的貓砂堆滿貓砂盆。陽台的多肉也都枯死了。
她還在繼續上班，2024年4月底確診中度抑鬱，6月底發展為重度抑鬱。醫生建議她住院，但她沒辦法停下來，科里人少，好心的同事們主動分擔工作，但她不想給別人增添負擔。只偶爾請假休息一兩天。
不只駱軍，受訪者們普遍在醫院落下一身毛病。博士三年期間，有人長出了4、5公分大的子宮肌瘤，有時還會心悸，軀體化。還有人一直有多囊卵巢，夜班或科研勞累時，月經便會不規律，有時兩個月來一次，有時每天只有少量出血。
「每天每個地方都有人叫你」、「所有人都有權力管你」
挨「上級」罵、被所有人罵，是年輕醫生遇到的常事。
譚璐在某一線城市就讀臨床醫學博士，進入醫院工作的第一天，還不會使用醫囑系統，她描述整個學習的過程就是：「干，干錯，被罵，再改，再被罵。」
開醫囑的細節規則很多，很多無明文參照，比如要給病人開一天一片、一周七次的安眠藥，不能只寫劑量，還必須加上「領量一盒」，方便護士開藥（安眠藥為一盒七片）。許多年輕醫生學會這個，就是被負責審核醫囑的護士罵出來的。如果譚璐的上級醫生寫錯了什麼，護士也是來罵她、讓她解決。
我們所說的年輕醫生包括規培生（一般是碩士）、臨床醫學博士（畢業後還需要再專培或規培）、全職住院醫。這些醫生的學歷、資歷或許不同，但相同的是在醫院裏作為年輕人、新手的處境。
王越卓是臨床博士在讀，在上海某醫院重點科室「工作」。他的處境一度比譚璐更加嚴峻，因為他所在的治療組有兩位主任醫師，卻只有王越卓一個年輕醫生。作為新人，他被安排了除做手術之外的所有工作：簽字、查房、開醫囑、開藥，「每天每個地方都有人叫你，低端的活充斥着整個生活」，他完全沒有時間進手術室觀摩學習，更別說上手練習。
回過頭看這段經歷，他發現自己處在人事鏈條的最底端，「所有人都有權力管你，但你並不知道影響你的到底是來自於系統的哪個環節，也沒有人會對你負責。」
作為對照，也有受訪者表示自己規培時遇到的帶教醫生對自己很照顧，會手把手教自己寫病歷，逐字修改，附上便籤條，也有的上級會主動演示手術過程，帶着規培生操作。有人還能在假期排班時得到照顧，走後門出去玩幾天，身體不舒服時周末值班甚至能睡半天懶覺。但遇到什麼樣的上級似乎全憑運氣，因為這種不確定性，受訪者們形容這是一個「人治」的系統。
人治有其基礎——每個科室都有個「核心組」。王越卓把它稱為「法老團」。這個包括科主任、護士長和其他科室骨幹成員的領導班子可以決定是否招入新員工、碩博士生要做多久臨床工作（短至幾個月長至三年）、年輕醫生拿到多少績效獎金（從幾千到上萬不等）。碩博士生的導師往往也是核心組成員。
年輕醫生要完成許多醫療之外的任務。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要負責上級醫生的幾乎所有文書工作，錄入醫囑、寫病歷、填寫醫保系統里的各種表格。
醫師聚集地「丁香園」曾發佈一項調查，有50%以上的住院醫師，平均每天用於寫病歷的時間達四小時以上。
一份好的住院病歷可以長達十幾頁，包括病人既往病史、入院記錄、查房記錄，各項同意書、通知書、麻醉記錄和完整病程記錄。病歷格式要求嚴格，比如，每次輸血需要寫輸血醫囑、輸血前病程及輸血後病程，十次輸血就意味着年輕醫生的二、三十次病歷工作。
有時病人病情變化不大，但如果忙不過來的醫生直接全文複製粘貼前一天一模一樣的病情描述，被告上法庭時，也成為了質證的焦點。一位受訪者見過這樣的訴訟，病人拿着病歷質問醫生：怎麼呆了這麼久，病情一點變化都沒有。現在這位受訪者每次起碼給病例寫上7、8行。
此外，他們還要負責最基礎的醫療處置，比如住院部里的：開藥、插管、骨穿、透析；門診里的：在深夜的急診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腳底的幾片碎玻璃，這項工作需要耐心與技術，只收費幾十元，醫生只能得到幾塊錢操作費。
他們也被稱為「一線醫生」，與患者距離最近，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名字。醫療單據里的簽名往往來自主治或更高級別的醫生。在辦公區，譚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醫都沒有自己的固定工位，哪個電腦沒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時，患者的床頭也不寫醫學生們的名字。
為了完成上述種種工作，年輕醫生們不得不超時上班。我們的七位受訪者，每天工作時長都超過12小時，最多會達到15小時。在醫院第一年，譚璐基本每天晚上十點才能離開醫院。一位受訪者在產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連續工作36小時，這意味着上完白班，值夜班，繼續上一整個白班，中間最長只休息了30分鐘。他們很難按時吃飯，如果要進手術室，上廁所也變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兩個小時。
長時間的消耗下，頭腦發昏，心跳加快，是手術室與值班室的常態。許多第一年進入臨床工作的規培醫生都會暈台，即在手術台上感到頭昏、視力模糊，喪失意識而摔倒，平均一兩個月就有一次。對此，有經驗的醫生見怪不怪，會叫他們在旁邊坐着歇一會兒，或者打電話叫個人頂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