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醫師趙陽也做過帶教，他和李江一樣，都認為現在的年輕醫生「不如原來那麼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當年好用」。他回憶自己博士畢業剛參加工作最忙時，住在急診部，經常一個晚上只能靠着走廊的轉運床睡2、3個小時，但他從來不覺得成為了「牛馬」，而是驕傲於自己「扛過來了」，認為這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總結現在醫院裏的對抗情緒：一線年輕醫生覺得，憑什麼指着我一個人薅；帶組的二線資深醫生覺得，為啥不好好把活兒給幹完。
趙陽和李江都理解現在年輕醫生的艱難。趙陽認為住院醫生工作做不好，和研究生太忙了有關。醫院總體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
李江毫不避諱地承認：大型三甲醫院的運轉，確實依賴大量廉價、未入職的住院醫生。科室也希望招來穩定的住院醫，但醫院的編制和經費不允許。年輕醫生沒有穩定的未來，主治醫師也缺少住院醫提供的穩定托舉。
李江記得，2019年前，自己科室的碩士畢業生還可以留在市級醫院，但2020-2022年，許多醫院沒有招聘，碩士生大量積壓，只能去縣級醫院。只有博士能找到好的崗位。幾位受訪者也都回憶，2020年開始，碩士生難在大城市三甲留院。
博士學位也在貶值。21世紀初，在地區大三甲，博士畢業就被認為到達主治醫師水平，畢業兩年後就可以被聘為副主任醫師。到了2014年，李江博士畢業，三年後被評為主治，七年後成為副主任醫師。
現在，在他的醫院，即使是高考分數最高的八年制博士，畢業後也需要五年（規培兩年，博士後三年），才能獲得主治醫師職稱。
根據《中國醫院人才發展報告（2021）》（中國醫院協會發佈），全國百強醫院（以三甲為主）的新聘醫師中，博士佔比達72%。
除了學歷要求越來越高，年輕醫生面臨的另一個困境來自於手術分級制度。手術分級制度2012年開始實施，根據難度、複雜性、風險等因素，將手術分為四級，每個級別規定了各級醫生的手術權限，高難度手術需由相應資質醫師操作。
趙陽提到，他讀書時，這套制度尚未建成，年輕醫生會有更多機會來嘗試更難的技術。他記得，當年外科做胸腔鏡手術，年輕院總（剛入職的總住院醫生）和主治就可以主刀，主任醫師在一旁細緻觀看、指導。但現在的年輕醫生因為制度的限制，很難再有這樣的機會。醫學論壇「丁香醫生」上，一位年輕醫生自述工作了五年，升到主治，但也只能做闌尾炎、膽囊炎等中低風險手術。
趙陽說，帶教的責任首先是完成本階段的教學培訓任務，「我本人非常願意帶你做一些高級別的操作，但這些並不在大綱的要求裏面。（還有）倫理的基礎，不能給患者帶來額外傷害，要求難度越高的操作，對術者經驗就越高。」他認同一個觀點，如果一個帶教不想承擔額外責任，年輕醫生就無法在帶教的手術中實踐高級別操作。
可以看出這裏存在一個悖論，年輕醫生如果想提升臨床能力，做更高級別的手術，首先必須在科研上花費大量時間，才可能晉升為更高級別的醫生，進而獲得做高級別手術的資格。但人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一位受訪者曾聽到上海某主任醫師感慨：院裏一大批頂尖八年制博士特別會寫論文，但就是不會看病。這句話或許有些武斷，但也正反映了年輕醫生面臨的困境。
越來越忙，越來越窮
2024年以來，醫生的處境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截至2024年12月，中國已開展至第十批國家「集采」，即藥品集中帶量採購：國家醫保局以醫院用量為籌碼，直接向企業「團購」，擠出藥品和耗材的「價格水分」，這些國產藥顯著降價了，也減少了醫院的盈利空間。國家「集采」政策始於2019年。
接着是2024年全國鋪開的DRG/DIP改革，國家醫保基金開始根據病組和病種分數來「打包付費」：患者的病情越不平穩，被分入分值更高的組別，那麼醫院考核的分數就越高，科室獎金、醫生績效也能更好。
為了提高考核分數，在一位被訪者的科室里，上級會從搶救室「撈」來病情最重的病人。但這也可能造成虧損。這是因為來大三甲醫院的病人往往病情複雜，需要做大量檢查，當檢查的金額超過醫保報銷上限，虧損就由科室和醫院來承擔。一位科室主任發現，收進來高血壓病人，全部都虧。所以一些醫院不得不收入更多病人，干更多活，來維持原先的收入。
在考核與病人增加的雙重背景下，病床周轉率越來越快，無論一線還是二線醫生，都感到越來越忙了。一位受訪者記得2013-2014年間，科室里一個月可能只收治十幾個病人，而現在收進來的病人能有四五十個。
也是在2024年起，醫院降薪成為全國現象。年底開始，駱軍的績效減少了一半。原來每個月工資到手12000、13000元，現在只有7、8000元，還不到當地的城鎮平均工資。
風波從2022年就開始，在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婦產科，主治醫生的到手工資下降了三分之一，副主任、主任醫師也受到波及。
倒查和罰款也隨着2024年以來的DRG/DIP改革變多，各科室多了一項工作：針對DRG罰款進行申訴和學習。
駱軍就時常收到醫保科發下的單子，告訴她前兩個月要扣多少錢：增加的醫保特殊項目要不斷記下來，有時候檢查做了，會判定為重複篩查，不查，可能通過不了檢查，還要扣罰。
李江發現，低年資醫生往往是醫保倒查扣款的直接責任人，因為醫囑上寫的是他們的名字。雖然治療組一同承擔扣費，但「人治」之下，遇到上級不認帳，還得是年輕醫生被罰款。
各年資被訪者均表示，他們不會為了省錢，而降低給病人提供的醫療水平。「我們也要努力省錢，但是不花錢，自己也沒有價值了。」李江說。
比如一套質量更好的腦脊液引流系統要2、3000元，但出於集采的要求和醫保控費的壓力，醫生現在會選幾百元的。管子可能脫落，導致感染，給病人帶來痛苦。醫生只能更謹慎小心地做手術。
現在這位副主任醫生的工資降了四成，此外最多時一個月能有3000元的醫保倒扣罰款。
原來我還可以不做醫生！
博士最後一年，譚璐經歷了一場醫鬧。一位去世患者的兒子帶着約10個男性家屬在病區摔東西、罵人。一整天裏，譚璐和其他幾位醫生躲在護士台里——整個病區只有那裏有監控。譚璐記得自己在電腦上補病歷，男家屬就在她旁邊揮舞拳頭。她沒有喝一口水、上一次廁所。期間，另一位醫生問譚璐：還想做醫生嗎？她突然意識到，原來我還可以不做醫生！
經過深思熟慮，譚璐終於決定離開她熱愛的臨床工作。
2023年底，駱軍第一次提出自己不想幹了，但身邊人都反對她離開這份穩定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她又堅持了一年，抑鬱加重，父母不再反對。降薪是最後那根稻草。2025年初，駱軍提出離職，開始投簡歷，一個月後獲得了面試機會。
改變需要勇氣，在好醫院，有編制，有「虛名」。更重要的是，醫生的成長曲線漫長，也意味着離開的沉沒成本極大。要成為一名醫生，從本科開始，最短的要8年——本科五年，碩士（並軌全科醫生規培）三年，畢業後拿到醫師資格證，也就是去世的孫同學的路徑。最長超過十一年——醫學本科五年，臨床碩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人可能還要讀博士後——王越卓就走了最長的這條路。畢業後相當於已在醫院工作了四五年。在這之後，還要進行「專培」（專業醫師規範化培訓），有各類考核，逐漸升任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
但不少醫生們還是選擇離開。2025年12月，丁香園《2024年醫療機構最佳僱主洞察報告》顯示，三成醫務人員都有明確離職想法，七成傾向轉向非醫療行業，離職人群集中於急診、重症等高壓科室，以及1-3年工作年限、初中級職稱群體。
「辭職是一種傳染病」，2024年4月，一位坐標浙江的醫生在「丁香醫生」論壇評論道。另一位醫生跟帖：我們這裏一個1月辭職，一個3月辭職，還有2個沒找到下家。
另一位已經在婦科工作的受訪者已經離職，她提到，曾經與她共事的另兩位住院醫都已經離職去了醫藥公司。如今，100多個本科同學聚會，四分之一轉去了社區醫院，或者從常規科室轉去輔助科室——沒有急診，周末雙休，雖然錢少，但更有性價比。前述在骨科工作的受訪者說，醫院曾有個兩百人的新職工大群，如今，一半都離職了。
還有人在更早的時候就決定離開這個行業。比如八年制博士生畢業後直接轉行，這意味着失去規培機會，拿不到醫師資格證，再也無法回到公立醫院。甚至有人本科階段就去藥企實習、準備考研考公。
離職後，那位在婦科工作的受訪者把自己從規培開始一直購買的定期壽險停了。因為現在不用擔心猝死了。
醫生工作的理想主義外殼已被完全剝去。「我付出我的勞動，獲得我的報酬，差不多了。」前面這位年輕骨科醫生表示，身邊人最希望的只是按時下班，陪陪家人。「解除人類之病痛，」他引用了一句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言裏的內容，表示無奈。「沒有人願意24小時就在醫院裏陪患者的。」
許多離職年輕醫生在社交網絡分享離開醫院那一刻的快樂。有人終於給媳婦做了一頓飯，有人在辦公桌收拾出一整屜請同事開給自己的睡眠藥。有人發出收藏已久的家養小精靈多比的表情包。許多人都是裸辭，卻等不及要擁抱醫院門口的陽光。
駱軍進入一家醫療企業工作。她在社交網絡上分享了自己的離職經歷，獲得了熱烈回應。她說，帖子流量最高的時間都是深夜，很多醫學生發來私信，「那可能是他們在值夜班，很崩潰的時候。」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感謝尹摘喜對本文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