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前，我約趙玉順做了一場直播。
他從湖南老家接進來，剛給爺爺奶奶掃完墓。他說，一開始還好，但他伯伯對着墳頭說"爸爸，崽來看你了"，他當場就哭了，好久沒緩過來。他很多年沒回去掃墓了，不是不想回，是因為他一直沒有辦法去接受那種失去。
我理解他的感受。我奶奶去世之後，我第一次回去根本受不了。後來慢慢多回幾次，才好一些。我奶奶生前最大的擔心就是說，你們以後會把我忘掉。所以我每次回去，不管多忙，都要和家裏人去她墳邊看一眼，把周圍的雜草弄乾淨。她在那裏，我們才有回老家的理由。
這次直播從晚上8點聊到11點過，三個多小時。我們聊了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生活成本、養老金，聊了公糧、義務工、互助養老，也聊了他和貞貞這五年走遍村鎮的故事。意猶未盡，最後玉順的手機沒電了。
我公號的讀者很多都是農民的孩子，這場談話里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和父母的故事。
本文整理自2026年3月31日與趙玉順的直播訪談，直播回放請搜索視頻號「彭遠文」，文字有刪節和整理。趙玉順與袁貞貞是自媒體"遇真紀事"的創作者，已走訪全國數十個省份的村鎮，記錄農民與農民工的真實生活。
一、那塊地，真的沒有想像中值錢
"農民有地"——這是反對提高農民養老金最常見、也最理直氣壯的一個說法。
意思是：你農民有地，城裏人沒有地；你有地就可以種出糧食、自給自足，憑什麼還要國家給你錢？
我問玉順：你走了這麼多地方，那塊地到底能給老農民帶來多少收入？
他先從產權說起。土地不是農民私有的，是村集體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這個前提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沒細想過它意味着什麼。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覺得很準的話：
"拋開數量談收入，跟拋開劑量談毒性一樣，都是耍流氓。"
中國人均耕地大概1.4畝，但這是全國平均數，東北拉了一大截。南方的實際情況是什麼？他說，在四川、湖南、福建、貴州這些地方，如果你去問農民家裏有幾畝地，"別人是會笑你的"——因為他們是以"分"為單位計算的，10分才等於1畝。一戶四口人加在一起，南方農村普遍也就兩三畝地。
這兩三畝地能產出多少錢？他給我算了一筆賬：
種糧食作物，刨去種子、化肥、農藥、機械這些成本，現在農資價格一直在漲，但糧價穩定，一畝地一季能淨賺800塊，"那是要燒高香的"。一年算下來，很少有人超過2000塊。
如果租出去呢？南方丘陵地帶，兩三百到五百塊錢一畝；華北平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的地方，能租到800到1000塊。東北黑龍江能到十幾畝，但只能種一季，要除以2，再乘上租金，算下來一年也就四五千到七八千塊，依然不夠。
雲南鮮花產區有一些特例，能租到兩三千塊一畝，但那是極端情況。
平均下來，南方農村一個人靠地的年收入，往往不到2000塊。換算成一個月，就是一百來塊錢。
這時候你再看那163塊錢的月均養老金，你就能理解它為什麼是個問題了——它跟你那塊地的價值差不多，甚至不如。
我說：農民手裏那塊一畝三分地，其實比不上城裏一把掃把——就是說，還不如去城裏當環衛工人。
玉順說是的。而且六七十歲的老農民，你還指望他們幹得動農活嗎？他們身上普遍都是一堆慢性病，城裏人六十歲退休了跳廣場舞，農村老人六十歲還要彎腰下地。這是另一層不公平。
二、宅基地：有家，不能回
除了土地，另一個常見說法是"你們農民有宅基地"。有人甚至說，想要漲養老金？可以，先把宅基地退回去。
玉順沒有專門研究過宅基地政策，但他從實地觀察給了我一個很清晰的圖景：那些宅基地上的房子，一家幾代人花了三四十萬蓋起來的兩三層樓，一年裏除了過年那十來天，剩下的時間裏只住着一兩個老人，最多再帶兩個孫子。
"宅基地當然重要，但你有家不代表你能回家。青壯年在那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找不到收入，所以是有家不能回。"
這就是宅基地真實的處境：有，但形同虛設。你不能賣給村集體以外的人，不能在市場上自由流通，那它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
我補充了一點：宅基地無法自由流通，其實是對農民產權的一種剝奪，和城裏的房產限購是一個道理——限購讓你無法賣給更多人，你的房子價值就縮水。可是很多城裏人經歷了幾十年市場經濟，還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覺得城裏人不能買農村宅基地，是農民的"特權"。這讓我覺得蠻費解的。
我們自己家就是這樣。我戶口遷出來了，我爸媽不在了宅基地就收回去，房子要修好才有資格繼續用，但修好了我又不會回去住，而且現在農村修一棟二層樓要三四十萬。所以那塊地，那棟房，就只能爛着。
三、農村生活成本低？這也是耍流氓
第三個常見說法：農村生活成本低，農民不需要那麼多錢。
玉順的反駁也簡單直接：
"你只談成本，不談收益，同樣是耍流氓。"
更何況，生活成本真的低嗎？
他在廣東打工期間經常看到，珠三角城中村裏有19塊9的衣服，你把同樣的衣服運到四川宜賓某個鎮上，未必還買得到。縣城裏吃一碗粉，和一線城市吃一碗粉，價格差不了多少。農村老人不是生活成本低，是他們在壓抑自己的欲望。城裏人今天心情不好去吃個榴槤喝杯奶茶，農村老人心情不好，頂多喝口自家釀的米酒。
農村人覺得便宜的東西，往往是些什麼？你回農村的那些小賣鋪看一看，貨架上擺的是康帥傅這樣的山寨版——農村其實是很多假冒偽劣產品的傾銷地。甚至現在直播間有AB貨，大城市用戶發貨發A貨，查到了你的收貨地是農村就發B貨，因為農村人維權渠道少，投訴意識弱。
農村老人的實際開銷是什麼？
玉順去年做的一期內容，去村里問老人，他們總結下來主要是三塊：
一是慢性病藥費。高血壓、高血糖、糖尿病，這類病要長期吃藥，一個月兩三百到四五百都是正常的。現在的月均養老金是163塊，連藥費都不夠。
二是人情往來。農村一年紅白喜事，少則一二十場，多的更多。青壯年不在家，這些隨禮的事就落到老人身上，一兩百塊一次，一年下來可以是筆大數。
三是帶孫子的開銷。大量農村老人既要在地里勞作，還要每天開着電動三輪車來回接孫子上下學——因為村小撤併，孩子要到鎮上上學。接送孩子意味着老人的時間和精力被大量佔用，這在城裏是夫妻雙方都覺得很重的負擔，在農村全壓到老人一個人身上。
再加上孫子買鉛筆、買零食、買文具的零錢，以及許多子女自顧不暇，能打回來多少錢就是多少。
四、"農民滿意"和"子女應該養"
呂德文在文章里寫，根據田野調查，農村老人對一兩百塊錢的養老金普遍感到滿意。
我問玉順，你採訪過的老人，有這種情況嗎？
他說：我大概前後跟一百多個農民聊過這個問題，其中至少95個明確告訴他，這錢少了，要更多。
剩下那5個"滿意"的人，他給了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解釋。他在湖南永州採訪過一個80多歲的老人，老人說的大意是：以前又要交錢又要交糧又要出義工，那才叫苦。現在國家不要人民的錢了，還倒過來給錢，這當然好啊。
"他的滿意是一個比較意義上的滿意。你之前是-10，現在是+1，他當然比-10滿意。但-10得到+1，那是合理的嗎？他至少應該得+8。"
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表達。
還有一個場景：玉順在廣西採訪，問一群老人養老金應該多少合適。老人們反問：城裏企事業單位的老人拿四五千、五六千，他們都是為國家做貢獻，憑什麼我們只拿一兩百？不說跟他們一樣，起碼也給我們兩三千吧。
他們知道。我們以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
玉順還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有農村老人的子女跟他說，老父親60多歲，最近學會了刷短視頻，然後因為算法精準推送，他經常刷到一種視頻——主播語氣激動地說"好消息，國家終於看見農民了，養老金今年至少漲到1200"，然後老人就一遍一遍地看，滿心期待。
那是謠言，是流量賬號專門針對老人群體製造的情緒化內容。但農村老人無從辨別。一個假消息能讓他們那麼在乎，恰恰說明他們多麼渴望這件事變成真的。
關於"子女應該贍養"，玉順的回答也很準確：子女當然有義務，但子女的義務和國家應盡的責任是兩件獨立的事，不能互相替代。
他採訪過很多農民，問他們養老金不夠，為什麼不叫孩子多給點？老人的回答大多是一句：
"孩子也有他們的孩子要養。"
就這一句話，把所有的事情都說清楚了。現在年輕的農民子弟在城裏打工，上有老下有小，還要還房貸，其實很多人是自身難保的。讓他們把錢往上補，等於在擠一塊已經很乾的海綿。
五、公糧往事：那不只是"稅"
關於農民以前"沒有繳養老保險"的問題，很多人會說：那是因為農民種了國家的地，交公糧、出義工都是應該的，就像繳稅。
玉順用三個詞總結了公糧的本質：交最好、交很多、交很遠。
交最好：你把收成里最飽滿的那部分交出去，剩下的留給自己。
交很多：交完之後，自己不夠吃。要靠紅薯、洋芋、雜糧撐到下一季。二三月份就斷糧，是普遍現象。
交很遠：公糧要挑到鄉里的糧站，少則五公里，多的走十公里山路，天不亮出發，天黑了才回來。
他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有哪個稅是符合這三個特徵的？個人所得稅還有起征點，稅率再高也是45%，不會交完了自己吃不上飯。但公糧是在交完了全家都斷糧的前提下還要交，它絕對不只是一個"稅"。
我補充了一點：這裏真正重要的不是交了多少，而是剩了多少。即便只交了5斤，如果交完之後全家二三月份就斷糧，那這5斤就是不能要的5斤。
我爸媽就是這麼跟我說的：以前交完公糧，到二三月就沒飯了。
六、互助養老，聽起來好，做起來呢？
賀雪鋒的觀點是：養老金漲了沒用，農村真正需要的是互助養老服務；與其給農民發錢，不如把錢統籌到村集體裏搞養老食堂。
玉順今年過年前剛去廣東從化見過一個類似的案例：有社工組織介入，有政府補貼，村里以同一姓氏的宗族為紐帶，老人們集體種菜做飯，能維持一個小範圍的互助。但他說，這個模式要複製推廣，非常難。
更重要的一句話他說得很直白：
"把錢給到村集體，再由村集體來用，比直接給農民還不如。農民肯定比村集體更會用自己的錢。"
彈幕里有人總結得更簡潔：統籌即腐敗。
我覺得這些三農專家一直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預設：農民不會花錢，需要他們幫農民花。可是農民又不傻，你給我1000塊，我知道該買什麼藥、該去什麼醫院、該怎麼分配給家人。市場會響應的，只要錢到位，養老服務自然會跟上來。
這才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
七、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
聊完農民養老金這些"反對理由"，我們聊到了玉順他們這五年做的事情。
他們2021年開始，以"遇真紀事"為賬號名，走遍中國村鎮，拍農民、農民工和村鎮裏的日常生活。前期一邊上班一邊做，周一到周五在公司，周六周日出去拍，拍完周日夜裏趕回來，周一直接去上班。
堅持了一年之後，他們做了一個決定：辭職，全職做這件事。
27歲，一無所有，最壞的結果就是干不下去再回去打工。但前兩三年，他們靠網貸為生，「各大互聯網平台都認識我們」，半年接不到一個廣告是常態。
最讓我感動的是貞貞媽媽的故事。她在城中村的髮廊里剪了三十年頭髮，不懂嗶哩嗶哩是什麼，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寫輸入法。但她註冊了賬號，一條一條地給孩子的視頻點愛心，有時候凌晨兩點還在看他們的視頻。她經常在評論區寫"這兩個年輕人真是好樣的，走遍中國給農民講話"——假裝不認識他們，幫他們刷評論。
他們的書出版後，她把書擺在髮廊的每面鏡子前，讓來剪頭髮的客人順手翻翻。幫他們做地推。
這個母親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但她知道這是孩子想做的事，就無條件支持。
我自己做自媒體剛滿一年，上個月才全職做，掙得錢是這十年來最少的，但確實是最開心的。在此之前，即便在做我喜歡的媒體工作，也有大量的時間在做不願意做的事情。玉順也說了類似的話：
"這五年，連那些為了生存而焦慮的瞬間，對我來說都是最好的時光。因為相比起之前被無意義感操控、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現在要好太多了。"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玉順說了一句話我覺得說到點子上了：
"以前我以為是城裏人要看得起農村人，現在我覺得，城裏人怎麼看我們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農村人自己要看得起農村人。"
城市的運轉，離不開農村。你吃的菜、住的樓、點的外賣、用的快遞，背後都有來自農村的人。CBD那些敲鍵盤的、寫稿的、拍攝的，很多也出身農村。是村鎮托起了整個城市的運轉，但這些年一直是城市化的話語在定義什麼是成功——進城、買房、逃離農村，才叫成功；回村，才叫失敗。
玉順說，他們在做的事，就是要打破這種敘事。
書名叫《看見中國村鎮》，書里有一句話被他們反覆提起：讓被忽視的得以被看見。
玉順說：「如果農民不會說話，我們就把話筒遞到他們面前」。這句話，套用台灣音樂人林生祥金曲獎致辭里的一個意思，也是他們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村鎮是中國的主體，但卻是"房間裏的大象"——一直在那裏，卻像不存在一樣。
我說，知青文學寫了很多知青下鄉的苦，但幾乎沒有人寫農民那時候有多苦，也沒有人寫知青走了之後農民繼續吃苦。我們不應該怪知青，也不應該怪我們的父母——他們不識字，不會拍視頻，沒有工具替自己發聲。玉順說了一句：
"如果沒有人願意替我們發出聲音，沒關係，那我們就自己來。"
這是我們這代農民孩子的責任。
尾聲：我為什麼推薦《看見中國村鎮》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我奶奶，想起我在廣東打工時擠火車的感覺，想起我們村里彎着腰背背簍的老人。
這是一本用五年田野調查寫成的書。270多張照片，全彩印刷，定價39塊，比很多粗製濫造的書便宜得多——出版社的編輯幫他們把價格壓下來了，考慮到讀者里有很多農民子弟。
玉順說，書里的文字只佔他們五年素材的三分之一不到，編輯還砍了不少。也就是說，這本書之外，還有大量沒被講出來的故事。
他們今年還計劃做兩個系列：公糧往事和水庫往事。那些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修水庫的農民，最年輕的一批人已經七老八十了。在那些水庫的紀念碑上，你只能看到幾個數字——多少萬民工參與修建——但他們天不亮就出發、深夜才回來，究竟是怎麼過來的，那些故事正在隨着這批老人慢慢消失。
玉順他們在做的，是一種搶救性的記錄。博物館裏永遠講的是王侯將相，講金縷玉衣和龍椅。普通人的歷史，如果我們這代人不記，就真的沒了。
我之前寫文章的時候引用了一句話：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但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太保守了——我們不是讓他們別凍死，我們是要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名利雙收，這樣才能吸引更多人投入到這件事來。
我是這樣想的：如果我們這群農民孩子，連自己人的書都不支持，還指望誰來支持？不管怎樣，我們至少還可以用鈔票投票，就好像不買董明珠的產品一樣，我們也可以選擇買誰的東西。
買一本，自己看，也送給父母看一看。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生活值得被記錄，他們的人生有人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