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四舊，扒牌坊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12歲，上小學六年級。
我當時生活在魯西南的一個小縣城――單縣。
這是一個四省交界之處的小縣城。山東省在陸地上總共與四個省相鄰。這四個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蘇。而單縣一個小縣卻與其中三個省相交：東面是江蘇的豐縣，東南是安徽的碭山，南面和西南面則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縣城，其偏僻、閉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幾乎不為外人道也。
雖然不為外人道，但單縣人自有單縣人的驕傲。單縣人最驕傲的有兩樣東西：羊肉湯和牌坊。本來羊肉湯和破四舊沒什麼關係。但改革開放使它們發生了關係，這裏就不得不說一說了。這幾年，「百壽坊」牌羊肉湯行銷全國，使得單縣在全國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氣。（百壽坊公司的網友注意了，我這是給你們做廣告。別忘了告訴你們老闆，給咱表示表示。）單縣的羊肉湯以其湯濃似乳、肥而不膩、味道鮮美而名滿天下。而這名滿天下的羊肉湯所用的商標就是「百壽坊」。這就與牌坊扯上了關係。
文革前的單縣縣城很小，環城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牆。中國革命博物館裏有一幅《夜攻單縣》的很著名的戰地照片，攻的就是這座城牆。）內的城區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就有十幾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兩座，一座叫張家牌坊，現在叫百獅坊。牌坊上雕有一百個活靈活現的獅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現在叫百壽坊，（羊肉湯的商標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個各不相同的壽字。這兩個牌坊的石柱、橫樑上的獅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瓏剔透，煞是精緻。後來我看到過全國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總覺得遠遠趕不上這兩座牌坊。除了這兩座牌坊和其他單獨地散落在各個角落裏的牌坊外，比較集中的有：劉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黃隅首之間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着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為壯觀；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稱作「牌坊園子」。總之，牌坊在與外界接觸不多的單縣人看來，確實是一大驕傲。因為除牌坊多以外，這些牌坊大多是節孝坊，這就表明單縣人是很講究「忠、孝、節、義」的。這在道德上就使得單縣人顯得更高大了。雖然這「忠、孝、節、義」是封建主義的遺毒，是與共產主義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來了，這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封建主義的遺毒的牌坊的厄運也來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條」發表了，「十六條」上明明寫着，要破剝削階級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但到底怎麼破，怎麼立，誰也不知道，更別說生活在這偏僻、閉塞的魯西南的單縣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舊」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首都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通過報紙、廣播，很快就傳到了這偏僻、閉塞的單縣。有了榜樣，單縣人也就積極地行動了起來。
我們當時實際上已經小學畢業了。但由於中學停止招生，我們就全部滯留在了小學裏。在學校里無所事事，老師就讓我們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的組織下，跟着街道上的積極分子「破四舊，立四新」。十一、二歲的小學生幹不了什麼，但幫個人場，看個熱鬧，還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舊、抄家。單縣沒有黑幫，只好抄四類分子的家了。而四類分子經過了十幾年的監督、改造，家裏早就是一貧如洗了，哪裏還有四舊？不大的縣城裏，還有幾家被稱為資本家的人。資本家總該有四舊了吧，那就抄他們的家。其實，我們縣城最大的一個資本家據說才有200塊錢的資本。我的一個同學他家也是資本家，他家的資本才幾十塊錢。我那個同學的家被抄的時候，我也跟着去看熱鬧了，確實也從他家抄出來一些好東西。綢緞的、毛料的衣服，五顏六色，也真叫咱小縣城的人開了眼；花瓶、瓷器，古舊書籍，也是見所未見。既然是四舊，那就全堆在一起，燒了！人呢，綁起來，和四類分子一塊戴上高帽子，掛上大牌子，遊街！
除了抄家，每個人還都在琢磨，到底什麼是四舊？看報紙上說的，奇裝異服是四舊，可是，我們這個小縣城，人們連粗布衣服都才穿上，哪來的奇裝異服？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四舊，我們這裏，人們剛剛吃上飯，哪還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喝咖啡、開舞會我們這裏是聞所未聞啊。
當然，只要有什麼被發現是四舊，人們也真就毫不留情地破了它。當然，也有破錯的時候，或者遇到阻力的時候。有一天，我就突發奇想：象棋上有「將、帥、士、相、兵、卒」，這不就是典型的封建主義嗎？二話不說，我就把爸爸辦公室里的兩副象棋理直氣壯地拿了出來，在院子裏點上火就燒了起來。誰知，剛點着火，就被爸爸的同事發現了，一把奪過象棋，踩滅了火。這還不算，還把爸爸找了來。結果可想而知，我被結結實實地揍了一頓。
就在縣城的人熱火朝天地破四舊的時候，城裏的牌坊卻被城郊的農民給盯上了。我們這裏是平原，周圍一百里以內沒有山，因此，石頭在我們這裏是稀罕東西。老百姓蓋房子，都是在平地上砌磚。誰家的房子要是能在四角上砌上四塊石頭，立馬就身價百倍。更別說搞農田水利建設、修橋鋪路要用石頭了。
因此，天氣漸涼的時候，城郊的農民進城來了，他們要扒牌坊了！
扒牌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這些牌坊，宣傳的都是封建階級的「忠、孝、節、義」，是「四舊」。是「四舊」，就應該破！就應該扒了它！面對這十分充分的理由，縣委、縣人委也無法阻攔，只好默許他們將一座座牌坊包圍了起來。農民們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番。
不過，還是有冷靜的人。不知是哪位縣裏的領導，告訴農民們，張家牌坊、朱家牌坊是文物，扒不得。（其實那時候它們還算不上文物。它們是1977年才被省政府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其他的牌坊，大家扒，沒有意見。結果，朱家牌坊，只被扒下來一個角上的飛檐。而張家牌坊，則完好無損。農民也懂大局，識大體，怏怏地撤走了。
扒牌坊的場面很壯觀。首先，是由一個身輕如燕的小伙子爬上牌坊。將粗壯的麻繩套在選定的一塊石頭上，然後幾十個人拉着繩的另一端，喊着號子一起拉。拉下一塊石頭來，再去套在另塊石頭。就這樣，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的拉。扒一個牌坊，十天半個月，也扒不完。也有些小牌坊，本身就不是很牢固，拉着拉着，它自己就轟然一下倒了。這就省了不少的事。
只把牌坊拉倒還不行，農民們扒牌坊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用牌坊上的石頭。因此，還要想辦法把石頭弄回家去。牌坊上的石頭塊都很大，一塊就有好幾噸，當時的運輸工具只有板車、牛車、馬車，根本就無法裝。只能把石頭弄碎了才能拉。平原上的農民，沒有跟石頭打過交道。用鐵錘砸，沒有經驗，砸不開。於是，就有人想出了用火燒石頭的辦法。在石頭下面或者是旁邊架上柴草燒，等到石頭被燒熱了以後，再用鐵錘砸。別說，這個辦法還真行。只不過小小的縣城街道上到處烏煙瘴氣、濃煙滾滾。就這樣燒石頭，一直燒了一個多月，縣城的濃煙才漸漸地小了，街道上的石頭也漸漸少了。記得那年第一次下雪的時候，我還看見幾個農民在路旁燒着石頭。時間進入到1967年時，我們縣城裏的石頭終於全被拉走了，街道上也清靜多了。
和石頭打交道，當然是危險的。這次扒牌坊，縣城共死了兩個人。一個是農民，是爬上牌坊套繩子時，掉下來摔死的；一個是我們學校里一個姓柴的同學，也是爬上牌坊套繩子時，和石頭一塊滾了下來，結果，可想而知了。這位姓柴的同學，被追認為烈士，用上好的棺木，安放在了縣烈士陵園了。那位農民怎麼安排的，我就不知道了。
從此，縣城裏就只有兩座孤零零的牌坊了。雖然這兩座牌坊是那麼的精緻、那麼的完美，但沒有那麼多的不那麼精緻、不那麼完美的牌坊的襯托，也就只能孤芳自賞了。
四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想到扒了牌坊還不到四十年，神州大地上就興起了旅遊熱。單縣這個小縣城，本來就沒有什麼旅遊資源。現在更沒有什麼能拿得出手的東西招徠遊客了。有時人們在電視上看到平遙的古城、徽州的牌坊時，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總是說：「咱這裏的城牆、牌坊比他們的好多了，當年要是不把那些城牆、牌坊扒了就好了。」
二、破四舊補遺
說是破四舊的補遺，其實和破四舊關係不大，可以說根本不是一回事。只不過這件事是和破四舊同時發生的。也沒有別的什麼名稱好命名，只好稱作「補遺」了。
破四舊開始了，我們這個小縣城的街道上熱鬧了起來。幾乎每天上午，各個街道居委會都要綁上一些四類分子去遊街。還有不時地從街上走過破四舊抄家的隊伍。小縣城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因此，幾乎全縣城的人都出來看熱鬧。
就在這熱鬧的時候，一個新的熱點出現了。街道旁不時地出現了一些群眾的聚集。有幾個人站在路旁，向人群講解着一樁樁「謀害毛主席的大陰謀」。聳人聽聞的話題，吸引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人越聚越多，幾乎阻塞了交通。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這麼一件事：演講的人把一幅毛主席的畫像掛在牆上。這是一幅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裝，戴着灰色的單帽，站在天安門上向群眾招手的照片。照片上的毛主席慈祥可親，面帶微笑，確實讓人看不出什麼陰謀來。不少聽眾疑惑地盯着演講的人，這張照片不是很好嗎？有什麼陰謀？
但是，聽演講的人一說，可就不得了啦。沒看出來，還真是一個大陰謀呢。演講的人告訴聽眾：「你們看到毛主席胸口上是什麼東西了嗎？是一條毒蛇！拍這張照片的人是想讓毒蛇咬死毛主席！」聽他這麼一說，再看一看照片，還真是這麼回事。照片上，陽光從前上方照在毛主席的身上，他伸到前面的手的陰影，正好落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巧合的是，毛主席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是分開的，因此，手的陰影就象一個張着嘴的蛇頭，而手臂就象蛇的身子。張着的蛇口，正好落在毛主席的左前胸上。讓演講的人這麼一講解，聽眾們都相信這是一個大陰謀了。
看到聽眾們都相信了這是一個大陰謀了，演講的人就開始揭露各種各樣的意圖謀害毛主席的陰謀了，講的是信口開河，聽的是毛骨悚然。漸漸地人們都相信確實存在着謀害毛主席的大陰謀，也就更加激起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熱情。
至於這幅包藏着大陰謀的毛主席畫像怎麼處理，演講的人沒說，聽眾也沒有人問。只不過接下來的幾天裏，家家都在翻箱倒櫃，找出這幅畫像，悄悄地處理了。
還有的人拿着一本《中國青年》雜誌，雜誌的封底上有一幅毛主席在麥田裏的畫，毛主席的周圍都是金黃的麥穗。演講的人告訴大家，這些金黃的麥穗上的麥芒，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正好形成了一個反動標語「蔣介石萬歲」。聽眾們紛紛上前查看，有的甚至拿着筆在麥芒上描畫。有的人說，看出來了，是「蔣介石萬歲」；也有人看了半天，總是看不出來。我就屬於那種看不出來的。但是不管是看出來的，還是看不出來的，都感到了形勢的嚴峻：看來還真有人盼望蔣介石回來，奪取我們的紅色江山。因此也就更加堅定了跟毛主席幹革命，保衛紅色政權的決心。
這些演講的人是幹什麼的？不知道，反正看他們的穿戴不象咱普通老百姓。
後來才知道，這兩個驚人的發現並不是我們小縣城的人的發明，而是從外地傳過來的。據說，流傳的範圍還是挺廣的。
看到人家都能從普通的畫像中發現驚人的大陰謀，小縣城的人們也動起來了。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們這些學生和個別好奇心重的成年人。）整天對着毛主席畫像、書籍、報刊冥思苦想，希望能從中發現什麼「大陰謀」。偶而有了一點心得，就趕忙找人討論。一旦形成了「大陰謀」的結論，就象前面說的那些演講的人那樣，站在路旁向人們慷慨激昂地揭露這驚天的「大陰謀」。
我記得我們單縣人發現的一個「大陰謀」是這樣的：人們裝香煙的紙煙盒，把它從兩側粘合處揭開，一般都可以看到印有幾條紅、藍、黃的線條。這些不同顏色的線條，有時印得很擠，壓在了一起。有的可以看出是紅線條壓住了藍線條，有的可以看出是藍線條壓住了紅線條。但是，大多是很難分清到底是紅的壓了藍的，還是藍的壓了紅的。如果是藍的壓住了紅的，就會被解釋成為印煙盒的人希望國民黨打倒共產黨。這樣的煙盒就要被銷毀；如果是紅的壓住了藍的，則沒有什麼事。為此，有的人只要看到有人抽煙，就要人家撕開煙盒看一看，到底是紅壓了藍，還是藍壓了紅。好好的煙盒被人強行撕開，弄得抽煙的人好不尷尬。
這樣的鬧劇，剛開始時還能吸引人們的注意，搞着搞着，人們對此就失去了興趣。因此，還沒有等到破四舊結束，這種揭發「大陰謀」的鬧劇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說起來，這些人在66年八、九月份時，發現了這樣的「大陰謀」，還能站在大街上向別人講出自己的看法來，還是很幸運的。到了67年，《公安六條》公佈後，再有這樣的「大陰謀」被發現，打死他們也不敢說了。因為如果誰發現了「惡毒攻擊」（所謂的「惡毒攻擊」是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行為，就只能說是某某人犯了「惡毒攻擊」的罪，至於是怎麼樣「惡毒攻擊」的，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如果把「惡毒攻擊」的內容說出來，是要和真正的「惡毒攻擊」的人同罪的！
三、新村
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在我們這個小縣城喧囂了一二十天，就漸漸地平靜了下來。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燒石頭的農民外，縣城裏人們的生活又恢復了正常。該上班的照常上班，該上學的繼續上學。
我們卻沒有學可上了。新的一年級已經進校了，我們卻無法離校。因為文革一開始，中學就停止了招生，現在我們應該是七年級了。誰也不知道這七年級的課應該怎麼上。因此，不少同學就聯繫到農村去勞動。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學告訴我，他在時樓新村認識人，可以到那裏去。於是，我們倆就找到老師開了個介紹信，一塊到時樓新村勞動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沒有，反正它在我們單縣已經有了兩三年的歷史了。它類似於後來的知青點或者兵團，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城市青年下鄉的產物。
單縣縣城雖然不大，但也有兩三萬非農業人口。由於當地根本就沒有什麼工業，商業網點也很少，青年人就業就成了一個難題。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縣裏在農村建了四個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業。
這四個新村分佈在縣城的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個方向：東南是楊樓新村，東北是時樓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黃寺新村。離縣城最近的是黃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遠的是高老家新村，離縣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時樓新村離縣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學背着背包步行了一天，終於在下午天黑以前來到了時樓新村。
這是一個有着幾百畝地的小農場。周圍用楊樹和灌木圈了起來。中間有幾排平房和一個很大的場院。場長接待了我們，他歡迎我們來參加勞動，並說為了表示對我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一點感謝，決定每天給我們補助二斤紅薯。然後安排我們到一個大房間裏住下。這個大房間裏用乾草和蓆子鋪上了地鋪，住着十幾個和我們一樣從各個學校里來的參加勞動的中小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