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基因》書評：極權主義在民族國家中已經被制度性編碼，無法通過改革消除
2月26日，政治學者裴敏欣在網絡媒體中國書評(CHINA Books Review)發表了一篇書評，討論經濟學家許成鋼的新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文章指出，該書提出了一個理論：中國的極權主義並非歷史偶然，而是由制度結構長期「編碼」而成，因此難以通過（政治）改革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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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總結了該書的三個重要意義。首先，它回答了學術界長期爭論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政治體制究竟屬於何種類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處於極權體制，這一點基本沒有任何爭議，但問題在於，「毛時代的結束是否意味着中國從極權主義轉向另一種獨裁形式？學界並無共識。」常見的解釋包括「後極權主義」或「新威權主義」。然而，裴敏欣認為，這些概念都難以解釋中國政治的結構性特徵。文章指出：「中國並未因為放棄階級鬥爭、擁抱資本主義而不再是極權體制，因為其基本制度並未改變。」
對此，裴敏欣在文章中推崇了許成鋼書中提出的新概念——「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RADT)。在這一框架下，中國政治權力仍然高度集中，例如黨對產權、司法和幹部任命的控制；但經濟管理和行政事務則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執行。裴敏欣寫道，這種結構意味着「政治權力是統一集中的，而經濟管理卻是分散的」。
書評進一步追溯了這一制度的歷史來源。許成鋼認為，其雛形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大躍進。當時，毛澤東削弱中央計劃機構的權力，將大量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給地方。結果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動力：地方官員通過政治激進或誇大經濟成績來爭取中央認可。
文章以大躍進為例指出，這種競爭機制曾造成嚴重災難：「各地競相建立『土法煉鋼』的小高爐，生產出的鋼鐵毫無價值；與此同時，各地虛報糧食產量，並向農民強行征糧，最終導致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
不過，這一制度也在改革年代產生了不同的效果。鄧小平時期，中央將地方官員晉升與經濟績效掛鈎，從而形成地方之間的經濟競爭。許成鋼認為，這種競爭推動了許多地方政府採取市場化措施，例如吸引投資、保護企業產權等。
然而，書中也指出了該制度的結構性限制。由於國家仍然擁有干預和侵犯私有產權的能力，資本主義在這種制度中只是服務於黨的政治目標的工具。文章指出，當政權認為私營經濟威脅政治控制時，「它可以改變法律並實施新規來限制私營部門」。
裴敏欣表示，在定義了中國政治體制是一種極權制度之後，該書又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即中國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在他看來，儘管這種獨裁形式出現於20世紀，但其制度基因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然而，他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獨裁基因如此強大：「既然所有社會最初都由專制統治，為何有些社會建立了憲政，而另一些社會卻滋生了極權主義？許成鋼的答案是，傳統專制政權演變過程中發生的關鍵性制度變革，決定性地塑造了其未來的政治秩序。」
書中表示，中國的關鍵性制度變革分別是郡縣制、皇權對土地的控制以及科舉制度。「郡縣制構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體系，使皇帝能夠直接掌控人事任命，並將日常行政權力下放給地方官員。這種安排確保了地方官員的政治忠誠，也使得統治龐大的帝國成為可能。同時，皇帝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土地是農業社會中最寶貴的資產——確保了皇帝對經濟的控制，並阻止了獨立社會群體積累財富。科舉制度則為皇室提供了招募和同化最有才華、最有抱負的人才的手段，並控制了他們的向上流動。」這些制度共同塑造了一種高度集中權力、缺乏獨立社會力量的政治結構。
該書最後一個重點在於回答另一個困擾學術界的問題：中國這樣的極權體制是否有可能通過改革轉變為更加憲政的政治秩序？
然而，書中的結論非常悲觀：歷史經驗顯示，極權體制很少能夠通過漸進改革轉型為民主制度。正如文章所總結的，「這一理論迫使我們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極權主義很可能是無法改革的。」
徐成鋼引用台灣的民主轉型來強調不可改革的極權主義和可改革的威權主義之間的區別。在思考中國的未來時，人們很容易將目光投向台灣的民主成功，認為中國可以效仿台灣的道路。但徐先生認為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因為台灣從未擁有過同樣的極權主義制度基因。台灣併入中華帝國的時間很短，因此支撐大陸專制統治的三大要素在台灣並不存在。與此同時，憲政主義的制度基因，例如私有財產權和民主政治，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1949年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威權主義而非極權主義，它缺乏像大陸毛澤東政權那樣在台灣實施社會控制的制度能力。
因此，該書認為，唯一能夠成功推翻極權主義的方式是通過革命而非改革。
裴敏欣認為，許成鋼的研究以比較政治和歷史制度分析為基礎，為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框架。而該理論也「迫使我們面對一個誠實卻殘酷的真相：極權主義的確是不可改革的」。
二、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經濟預計在2030年開始趨向零增長
3月5日，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試圖回答一個長期困擾經濟學界的問題：在當前結構性束縛之下，中國經濟是否會進入「增長終點」。報告認為，如果缺乏重大制度改革，中國經濟將會從2030年開始滑向「零增長」，並在2030年代後期徹底停止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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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開篇即指出，中國經濟在2020年代的表現可能「比官方承認的更為疲弱」。作者認為，許多常見政策工具只能帶來短期效果。例如，「最常被討論的解決方案，例如刺激消費，並不能在一年以上時間內產生顯著而持續的影響。」
在分析中國增長前景時，報告提出三個核心結構因素：債務、改革停滯與人口變化。其中，人口趨勢被視為最關鍵變量。報告指出，中國勞動力人口正在迅速減少，而老齡化速度卻持續加快。研究認為，「人口結構的變化本身就足以保證中國在2030年代後期基本停止增長。」
報告特別提到，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口紅利與資本投入。但隨着出生率下降和社會老齡化，勞動力規模將持續收縮。相關研究也顯示，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在全球範圍內都屬罕見，未來幾十年退休人口比例將顯著上升，這將直接削弱經濟增長動力。
除了人口因素，債務問題同樣被認為是增長瓶頸。報告指出，中國在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領域積累了大量債務，而這些債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穩定。作者認為，繼續依賴債務驅動投資，將使增長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對於當下的中國經濟問題，作者提出了三種 中共當局可能選擇的解決辦法：1.進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國家主導和過度生產；2.通過加槓桿加大刺激力度，旨在提振市場情緒，而非像2008—2009年那樣應對危機；3.重新推行房地產市場。然而，作者認為後兩者都是飲鴆止渴，並且在債務和人口的束縛下效果不佳，只有第一種能夠提振經濟。
然而，作者表示，「真正的市場化改革對習近平而言將是一次重大的政策逆轉，其初期影響將包括國有企業在產能過剩行業的萎縮——這會帶來政治風險。有意義的市場化改革可能被否決。」
報告同時對當前政策討論提出批評。近年來，中國政府多次提出通過擴大消費來推動經濟轉型，但作者認為，這一策略難以改變長期趨勢。報告指出：「刺激消費或許可以帶來短期增長，但難以形成持續的增長動力。」
在這種背景下，報告提出了一個更為悲觀的結論：即使中國繼續保持一定的經濟擴張，其增長速度也會不斷下降，並最終趨近於零。作者寫道，債務積累、人口下降以及改革不足「共同保證了一個結果：到203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基本停止增長」。
不過，報告也指出，這一前景並非完全不可改變。作者雖然認為可能性不高，但仍然認為，如果中國實施大規模製度改革，例如改善資源配置、減少國有部門對經濟的主導、提升生產率，增長仍可能維持更長時間。但正如前文所承認的，這類改革在政治和制度層面都面臨較高難度。
總體而言，這份研究為中國經濟長期前景提供了一個頗為嚴峻的預測：在結構性壓力不斷累積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可能逐步從高速增長階段過渡到長期停滯階段。而這一轉折點，可能比許多觀察者預期得更早到來。
三、外交政策：美國退出氣候領導後，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並不切實際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發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討論一個日益突出的國際議題：在美國退出全球氣候治理之後，中國是否可能填補領導真空。該文給出的結論是，中國可能會繼續在清潔技術等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但是中國更傾向於「在氣候談判中爭取利益，而不是承擔全球治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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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文章的背景是美國氣候政策的重大轉向。2026年初，美國再次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成為少數不參與該協議的國家之一。分析認為，這一決定削弱了美國在國際環境治理中的影響力，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氣候政治格局的機會。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角色成為討論焦點。文章指出，儘管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但它仍然堅持參與國際氣候機制，並在可再生能源領域迅速擴大投資。文章分析了中國願意留在《巴黎協定》中的三個原因：氣候變化在中國被視為現實威脅；中國希望維護國際形象並擴大外交影響力；能源轉型符合中國的經濟利益。
然而，作者表示，中國是否能夠成為真正的氣候領導者仍然存在疑問。文章指出：「中國在氣候外交中日益活躍，但這並不意味着它準備承擔全球領導責任。」原因之一在於，中國經濟結構仍然高度依賴煤炭和工業生產，這使其在減排問題上面臨巨大壓力。
文章以能源結構為例說明這一矛盾。一方面，中國在太陽能、電動車等綠色產業上佔據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其能源體系仍依賴化石燃料。分析指出，這種「雙重結構」意味着中國既是能源轉型的重要推動者，也是全球排放的重要來源。
與此同時，國際政治因素也影響着氣候治理格局。作者指出，美國退出氣候合作體系不僅削弱了多邊機制，也改變了各國的戰略計算。文章寫道：「當美國放棄氣候領導地位時，世界將面臨一個新的問題：誰來制定規則？」
在這一問題上，中國的外交策略顯得尤為關鍵。近年來，中國不斷擴大在氣候技術和綠色產業領域的投入，例如大規模建設太陽能和風電設施，並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這些政策使中國在清潔能源產業鏈中佔據重要地位。然而，作者表示，這更像是一種「綠色重商主義」的行為。
文章提醒，將中國視為「氣候救世主」可能過於簡單。作者指出，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仍然強調「發展中國家」身份，並堅持各國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種立場意味着中國在氣候治理中更傾向於扮演談判者而非領導者。
最後，文章的結論並不樂觀。雖然美國的退場為中國提供了擴大影響力的空間，但全球氣候治理仍然缺乏一個穩定的領導中心。正如作者指出的，「美國的退卻並不會自動讓中國成為新的氣候領導者」，「全球氣候治理至少在未來三年內可能仍將處於失靈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