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讀者諸君交待我最早的兩批藏書之前，我必須對「藏書」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我是學哲學出身的，不能忘記了自己的職業病——在談論具體之前須得討論抽象，否則會被早年的同行們笑話。
依照我的理解，「藏書」應該是屬於個人預備長期保存但同時又並非自己上學時規定所用的課本的書籍。所以，讀過就隨手丟到一邊不在乎其存亡的書，當然算不上是「藏書」。再者，若某人讀書時的課本也算作是他（她）的「藏書」，則人人皆知他人最早的藏書是什麼——小學一年級的課本。倘是這樣，任何人敘述自己的最早的藏書也就變得無聊了。
得書和焚書
我的第一批藏書總共只有兩冊，一冊是清朝末年的木刻本鄭板橋手書的《板橋家書》，一冊是民國初年的拓印本鄧石如篆書的《李公廟碑》。《板橋家書》不但有文字，而且有幾幅墨竹，文圖均刻得精緻飄逸。鄧石如別號「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是乾隆年間的名書法家和篆刻家。那本《李公廟碑》是用上等宣紙拓印的，通篇氣韻圓潤，筆刻傳神，仿佛是這位大書法家不日之前揮墨而就。
我的這兩冊藏書是一九六五年新春時節得到的，其時我剛讀初中一年級。書來源於我的大舅，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識的木訥老農。在我的家鄉皖南宣城金寶圩，歷代傳承着一句民諺：「三代不讀書，放出來一窩豬。」意思是說：任何一個家庭，如果三代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上過學堂，這一家的後代就會變得無知無恥如一群畜牲。起於對這種可怕的後果的擔憂，那兒的務農之家很多都供着一個手工木製的書箱，其位置多半是懸在一進大門正面的「堂間」（即客廳）的牆壁上。書箱的右下方亦即堂間的正中是一架窄長高足的條桌，上面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牌位前面有香爐，每逢農曆節慶和重大的家族紀念日便會燃香焚祭，因此書箱的下部往往被熏得漆黑。這初看起來仿佛是損壞了「聖賢書龕」，其實是以「土科學」的方法保護了書箱。經過多年的煙熏的木箱，對多種蟲害有了免疫力，可保數代無事。
極為奇怪的是（這是我多年以後的疑問），這一整套的「封建四舊」竟然能夠從一九四九年「解放」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六年夏初，期間經歷了包括「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而沒有被掃除。只是到了這一年仲夏那場「大革文化命」的十二級紅色颶風興起之時，那些古舊的書箱、供桌和牌位才被徹底地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可見當時那句源於毛主席語錄的口號「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云云，還真是有點兒根據？邪乎！
窮苦不堪供不起一窩孩子上學的金寶圩的農民們，希冀在家裏供一個書箱來讓自己的後代沾點文字的「靈氣」而不致於墮落成豬狗。我的故鄉的一字不識的農民們真地相信文字有靈氣；他們對一切有字的紙片都極為崇敬，玷污字紙被認為是對孔夫子乃至上天之大不敬，會遭到雷擊。他們偶爾得到半張舊報紙或由城裏寄來的一頁信，讀後都要挖個小坑埋起來，或者至少是放進灶堂里燒掉。有一次我親眼見到么舅用鋤頭從巨大的糞坑裏撈起一片被別人用作手紙的舊報紙，用棍子夾到河溝里洗淨，然後再埋進土裏。當地的農民們很少買得起衛生紙，大便後都是順手撿起土塊樹葉擦屁股，但他們就是不以廢字紙作手紙。這種古舊的習俗直到一九六六年夏秋才被文化大革命「革」掉。
我的故鄉的老農對文字所抱的那種宗教一般的崇敬態度，我在金寶圩之外的大千世界裏只親眼見到過一次。二〇〇二年初冬，我應邀赴台灣南部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出席學術研討會，會後我的朋友的朋友們開車陪我逛市郊幾公里外的美濃客家村落。在熱鬧的小鎮的正中央，有一處黑舊的遺址，路標告訴遊客這是「焚字爐」。從古時候起由中原漂流異鄉的客家人，仍然保留着古典時代的風俗，恭敬地把一切印刷或者手寫有文字的紙張，捧到這個專門的地方焚燒處置。濃重的暮色之中，我站在這處遺址之前，除了深深地躬背作揖，難以有其他的表示。剎時間我感悟到，我們金寶圩的人和這些客家人，都是走動着的宋明時代的出土文物。
金寶圩農家的書箱裏多半收存有《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之類。我大舅家的書箱裏還有《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這些線裝書相傳是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舅舅遺留下的。那位舅舅是同輩孩子中唯一上過幾年學堂的，年輕時好像還投奔過什麼國民軍抗戰義勇隊；在隊伍里得了肺癆，返鄉後不治而殆。大舅家把這批遺物視為珍寶，指望自己八、九個孩子中至少有一個能夠被生前聰敏好學的亡靈保佑，上個學堂。我所以能夠得到遺物中的兩冊，是由於我在父親去世後差一點淪為「小要飯的」的境況中，竟然考上了安徽省的一所重點中學。
那兩冊書被我珍藏在一口黑舊莊嚴的衣箱裏，時常拿出來翻閱欣賞。其時我練書法練得入迷，真想仿照《板橋家書》練起來，可是陳老師的告戒止住了我：「你沒把楷書、魏書、隸書、行書四種體練好就去學板橋體，等於是沒學會爬就想飛跑。鄭板橋功夫深，才能寫那樣的怪體。功夫淺的人模仿他會把字寫得油滑輕佻不堪入目。」我對板橋體沒敢練，對《李公廟碑》的篆書又不怎麼想學，於是那兩冊書就珍藏着以為未來之用。時不時地我會拿它們出來照照太陽光；作為宣城人，我自小就知道宣紙印刷的書，保管得好可以幾百年「金身不壞」。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忽然聽到不遠的街道上（那時我家已經搬到縣城裏）鑼鼓喧天，口號震地。隔壁的一位工人家屬阿姨告訴我：「這是掃四舊的文化革命宣傳隊來了，挨家挨戶動員，要大家主動清理自己家裏的四舊，找出來就丟到街上砸爛燒掉。」我一聽腦子就嗡了：在學校里我也參加了掃四舊的文化革命宣傳隊，馬上就要開到四鄉八鎮去橫掃。萬一別的掃四舊宣傳隊跑到我家來發現了四舊，我豈不是成了一個「假革命派」？被貼上「假革命派」的標籤後再變成「真革命派」就不那麼容易了！於是我立刻奔上我棲息的閣樓小室里，取出那兩冊舊書燒了。
這便是我的第一批藏書的下場。
當年我從未公開承認的是：我一直對那兩冊被焚燒的舊書戀戀不忘，對將它們燒掉的「革命必要性」不以為然。因為據我當時所知，咱們偉大的領袖和統帥也練書法，也臨懷素和尚和張旭等人的舊帖。可是那年頭不敢那麼公開爭辯——你不想要命了？他是誰，你算老幾？
正像京劇《龍江頌》（當年八大「革命樣板戲」之一）中的唱辭所道，「堤內損失堤外補」。那場使我失去第一批藏書的紅色革命風暴，很快又給我刮來第二批藏書，而且多得多。
偷書和撈書
我所就讀的安徽省宣城中學，是建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古老學堂，擁有一所很大的圖書館。一九六六年冬季，學校被我們紅衛兵擅自改名成「惲蕭戰校」，因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活動家惲代英和蕭楚女曾在該校任教。而我們一直不知道的是，當年冒着與省政府高官正面衝突之險，力聘惲、蕭二位年輕才俊的校長，竟是日後被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打成頭號「大右派分子」的章伯鈞先生！在紅旗下生長的我輩，其實很多年裏根本不知道宣城中學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便是章老先生，因為官方校史上從來見不着其人其名！毛澤東的哲學著作里充滿了有關「實事求是」的論述，能夠將「實事求是」貫徹到這個水平，也真是不容易的事。
原宣城中學的名字雖然被革命化了，那座圖書館依舊被認定是「集封資修之大成」的罪惡淵藪而遭到查封。所有的門窗都被寬厚的木條釘死，並且還加上蓋有「惲蕭戰校革命造反委員會」大印的封條。這個大印章也挺有意思：它不是如通常的機關大印章那樣是圓形的，而是方形的。原因是我們紅衛兵革命小將覺得圓巴巴的章不氣派，大方形印才顯示出「革命造反派的豪邁風格」。其實，方形印章乃是中國千百年來官府印鑑的格式。「最最革命」的紅衛兵，喜歡上「最最封建」的東西，也是一絕。
我們這幫革命小將們起先全身心都繫於革命造反，每日提着漿糊桶、大刷把上街貼大字報，參加唾沫飛天的大辯論，直到午夜方歸。十幾個人睡在地板的通鋪上，互相嗅着對方的臭腳恬然入睡。第二天凌晨就被播放着《東方紅》樂曲的高音大喇叭喚醒，繼續革命，毫無閒暇。
可是待到學校里和本地區黨政機關的頭頭腦腦統統都被我們揪鬥批判、戴高帽子遊街以後，我們的日子就變得有些無聊了。其時尚未進入到真刀實槍的武鬥階段——到那一階段我們成天忙於擺弄從軍隊裏搶來的高射機槍迫擊炮，不亦樂乎。這時就有學生紅衛兵提議：何不趁此時從圖書館裏弄些小說出來讀讀，特別是那些文化革命之前只准教師借閱、不讓學生接觸的「大毒草」，諸如司湯達的《紅與黑》、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巴金的《家春秋》等等？那有多過癮！
這個建議一出，我們的心就像被小蟲蟲爬着搔着一樣，再也不得安寧。雖然圖書館的門窗都已經被封死，那也休想難倒革命小將們。一位夢想成為大詩人、能夠大段背誦聞一多、郭沫若、拜倫和普希金的王瘦生，首先探測到可以從隔壁一間教室的天花板上長途「爬」涉到圖書館的上方，再由天花板的通氣窗下降到書庫將書盜出來。王瘦生讓身邊的好友（包括我）分享了他的這項智慧產權。一兩個月之後，書庫里出名的文學作品就流失了一大半。
那些嫌爬天花板通道太費事的紅衛兵小將，乾脆就光明正大地撬開圖書館門窗的厚木封條，大搖大擺地從書庫里把書朝自己的宿舍運輸。一九六七年底這個陰冷的冬季還沒有完結，有着七十年歷史的宣城中學圖書館就完結了。
藉由天花板通氣窗，我順着一根他人設置的粗繩索溜下攀上，盜得了大半套精裝本《魯迅全集》和契訶夫、萊蒙特夫、莫泊桑等人的小說。在被其他學生篩選剩下的廢棄書堆里，我揀到了十幾冊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單行本，幾冊《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蘇聯科學院集體撰寫的《哲學史》譯本多冊，以及狄德羅、盧梭、費爾巴哈、古希臘羅馬哲學家等等的理論著作。
對其他中學生來說太過莊嚴枯燥的這些馬列主義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學書籍，於當時當地的我，卻實在是雨中傘、雪中炭。我是當地最最激進的那一派紅衛兵——「八•一八暴動團」——的輿論主將，要連續不斷地生產「血淋淋的戰鬥檄文」。可是當時的我內心裏已經對這場運動的動機和效果發生了嚴重的疑問，這些疑問對於一個十四歲的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來說，實在是太深奧太困惑了。孤獨地閱讀理論書籍於是便成了我上下求索的唯一途徑。我先是閱讀最容易讀的斯大林著作，不怎麼感興趣。然後轉向閱讀列寧的著作，這才有了一些收穫，但還是不甚滿足。於是進而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分冊，一下子就找到了知音和良師！
這些通過非常手段所獲得的馬恩列斯著作和西方古典哲學書籍，成了我的第二批藏書。為了表示它們對我的精神上和實體上的永久不可分割性，我在每一冊書的扉頁蓋有「安徽省宣城中學圖書館藏書」的小圓印之上，莊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大名，這樣就完成了「產權改革」。日後我去上海的大學讀書和到北京的研究所工作，都攜這些書而同行。只是一九八四年八月下旬在赴美國留學時沒敢帶着，生怕中國海關不放行。為什麼怕？說不上個道理，似乎很不合邏輯，可就是怕。
一九八五年初秋當我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一位從未到過中國也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同學Blanford聽我說，我的獨立思考的自由主義精神最早乃是得於馬克思，他極為困惑。在他這樣的美國知識分子眼裏，馬克思著作是共產黨用來給老百姓「洗腦」的，怎麼可能培育出獨立自由的精神？我於是把青年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里精采的論述的英譯文複印了給他看，其中最後一段是：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讀了這段獨立不羈、大氣磅礴的評論，那位美國同學——他日後成為著名的研究宗教與英國詩歌的專家——終於相信了為什麼我的獨立精神和自由主義最早源於馬克思！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我的《從「新馬」到韋伯》論文集的序言裏，我描敘了我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美國自覺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經歷。可是直到今天也沒有見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通文嘉獎。
贈書和還書
一九九四年初春，我回到闊別十年之久的母校宣城中學。此行一是去探望貨真價實的老師們，即年紀很老但仍未改行的教師，二是去贈送一批我為母校購買的書籍，三是去歸還那些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被我以「革命」的名義所佔有的原屬於宣城中學圖書館的書籍。
母校對我很熱情，特地召開了一個規模接近於最大的歡迎會。最大的歡迎會開不成，是因為全校最大的會議廳里填着冬天必備的煤炭；沒有它，食堂就生不起灶火。極具聲望的全國特級語文教師陳小平先生對聽眾們介紹我說：「他這次回來是向母校贈書，其中有些是國內外著名作者題辭簽名的珍本。」陳老師為非尊者諱，沒有提到我贈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什麼。我對滿會堂臉露感激之情的學生們交待說：
我這次回來不但是為着向母校贈書，同時是為了還書（我描述了當年劫掠學校圖書館的經過）。這次我決意不把當年簽在每冊圖書扉頁上的自己的大名塗掉，是為着給你們和以後的同學們留一個紀念，以讓你們知道，在一個古老的文明發祥國，在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期，曾經有過這樣一批莘莘學子，他們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毀掉了文化傳承的基本設施——圖書館。我當年瀟灑地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宣城中學圖書館的藏書印之上，客觀地講，是一種無恥行為，即缺乏羞恥的意識的所作所為。我希望今後宣城中學的歷屆校友們，能夠儘自己的財力向母校圖書館贈書，而不要像我們當年那樣儘自己的力量去破壞母校的圖書館。這樣的話，這所學校在未來的歲月里就不會衰亡。
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