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傍晚，有人告訴我禮堂里有我的大字報，我吃完晚飯便到禮堂去看。禮堂里貼滿聲討我的大字報，成了我的大字報專室。我一篇篇看過去，大字報的字寫得歪歪扭扭，白字連篇，語氣非常兇狠。但雞毛蒜皮的事多，要害的事少。只有一張以系總支三位委員聯名寫的大字報最有分量，揭發我反對中央文革和吹捧赫魯曉夫，並有我親筆寫的文章和使用過的教案為證，很難賴掉。我算被揪出來了。我從禮堂出來，騎車直奔水上公園。我需要冷靜思考對策，使自己擺脫險境。路上我不禁背誦起張元乾的《賀新郎》來：「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大概因為這首詞與我當時的心境吻合吧，自然而然地從心底湧出。我高聲朗誦，不怕紅衛兵聽見。聽見也沒關係，反正他們聽不懂。我騎到水上公園，把車靠在柳樹上，自己坐在河邊。我得考慮被揪出來後如何對付。我確定兩點，第一保護自己，第二不傷害並儘量幫助別人。我對「最高指示」早已失去狂熱，不僅失去狂熱，而且不再盲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舉行開國大典，我欣逢其事。我們學校的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的時候，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喊道：「師大附中的同志們萬歲！」我聽了熱血沸騰，願為他犧牲一切。在以後形形色色的運動中，我都是骨幹。直到一九五五年肅反的時候，我才開始學會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那時我是材料組組長。雖區區組長，但崗位非常重要，批判肅反對象的材料都經過我們整理。不久我便與領導小組負責人發生第一次衝突。他要把一個十七歲的炊事員定為反革命。這個炊事員的罪行是經常在廚房裏表演「反動節目」，逗大家一樂。他自己先說一段快板：八路軍吊郎當，破鞋破襪破軍裝，破子彈破大槍。說完有人問他：你是誰？他挺胸說：我是蔣介石第二。聽的人哈哈大笑，有時還讓他再來一遍。接到檢舉材料後我們去調查，他又高高興興地表演了一遍，一點都不害怕。負責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叫我整理他的材料。我說他是落後青年，二百五，哪有反革命公開說自己是蔣介石第二的？這個青年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平時幹活賣力，人緣很好。我堅決不同意整理他的材料，負責人讓步了。在我擔任材料組組長的時候他沒被定為反革命，他以後的命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以後我又與負責人發生過幾次衝突。他在會上揭發肅反對象時往往歪曲我們整理的材料，添加很多材料上沒有的東西。我找負責人，指出他說的很多東西材料上都沒有。他說以後注意。以後他不但沒「注意」，反而變本加厲，添加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聳人聽聞。我問他要不要實事求是，不根據調查材料胡亂揭發不等於坑害人嗎？他火了，說我一貫右傾，立場站在敵人那一邊，不適合擔任整理材料這項重要工作。很快我就被撤下來了。
我根據親身的經歷對揭發胡風的材料也懷疑起來。從信中摘出幾個句子就下結論，很可能斷章取義。比如「他說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共匪」，去掉「國民黨罵」，或改為刪節號，就變成「他說共產黨是共匪了」。這種深文周納的手法自古有之，是統治者迫害文人司空見慣的伎倆，為什麼在新中國又死灰復燃呢？不久又開始鳴放和接踵而至的反擊右派鬥爭。鳴放期間家裏人告訴我不許胡說八道，不要貼大字報。我說很多人說的話都有道理，他們出於對共產黨的熱愛，指出工作中的缺點以便改正，有什麼不好？我姐夫厲聲說我是溫室里的花，不懂得階級鬥爭。我的三個姐夫都是從延安來的，兩個還參加過長征，是部隊的領導幹部。老幹部都有過挨整的經歷，所以說話非常慎重。比如，我曾問一個姐夫，彭柏山怎麼會是胡風分子，他只回答了一句：「彭柏山打過仗。」答非所問。其實表達了他對彭柏山的態度。我中學的幾個老師也是從延安魯藝來的，給我講過不少延安整風的內幕。內容就是韋君宜在《思痛錄》裏所披露的那些，但在五十年代初期沒到過延安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的人也不會說。我腦子裏自然比同齡人多了幾個問號。我這幾位老師大概在延安時期整得還不夠，沒有汲取教訓，說話隨便，五七年通通被劃為右派。
我聽姐夫們的話，鳴放期間沒貼過一張大字報，學生要我參加罷課，我勸他們不要罷課，並說你們不去我一個人也去上課。我表現得算不錯了吧，但仍然險些被劃為右派。原因是不積極參加反右運動，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限。批判會上從不發言，會後還同右派來往。書記認為我在心裏牴觸反右運動，是沒有右派言論的右派分子。還是父親藍公武在冥冥中保護了我。一九五七年九月，正當全國劃右派的時候父親去世了。黨為了表明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對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團結尊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堅決打擊，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由劉少奇主祭，董必武代表黨中央追認父親為共產黨員。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黨委就不便把我劃為右派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