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過着兩種生活，現實的生活讓我難以忍受，便逃入鬼狐世界。鬼狐給了我力量，對大喇叭廣播的暴力語言似乎增強了承受力，但心病並未消除。反對中央文革的罪名仍像秤砣似的壓在我心上。趁紅衛兵打派仗之際我溜回北京。同妻子一起到學部看大字報。忽然看到有一張揭發何其芳如何推行文藝黑線的大字報，其中揭發他反對中央文革。大字報說文革前姚文元曾想調到文學研究所來，但何其芳拒絕接受，說姚文元寫文章強詞奪理，打棍子，文學所不能接受這樣的人。我看過後心中暗喜，但這絕非幸災樂禍。我與何其芳無冤無仇，何況他還是我敬佩的作家。我特別佩服他的文字，他的書我都有，至今仍藏有一九三六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畫夢錄》。何其芳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無法證實，反正他是走資派，已被打倒。但這張大字報可以成為我的救命稻草。我馬上抄下來，和妻子連夜寫造反大字報。何其芳是黨內文學權威，我對他過於崇拜，中了他的毒，並在他的影響下，錯誤地攻擊了姚文元同志。我吹捧赫魯曉夫是中了教育黑線的毒，攻擊姚文元同志是中了文藝黑線的毒，雖中毒太深，但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是牛鬼蛇神。我把罪責一股腦推到教育部和何其芳身上。我這樣寫並不會增加何其芳的罪行，他專案組的人對天津一名無名小卒受到過他的影響不會感興趣，但這樣做有可能挽救我。大字報寫好後，我把它貼在紅衛兵的兩個司令部（井岡山和八一八）之間的牆上，我造反了，自我解放。也許真能解放，也許挨一頓批鬥，再次把我趕回牛棚。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為大多數紅衛兵對我沒有惡感，恨我的幾位革命小將抄家的時候手腳不大乾淨，沒當上頭頭。早上貼出後，中午去刺探，在大字報前走來走去，看看紅衛兵的反應，沒有批鬥我的跡象。下午又去，一個紅衛兵竟叫我「老藍」，我受寵若驚，覺得造反成功了，從牛棚中掙脫出來。多年後聽井岡山司令部的紅衛兵說，他們討論過我的造反聲明，大多數紅衛兵認為現在矛頭應指向走資派，不管我了。八一八司令部如何反應我就不知道了。
六
《聊齋》中有一篇《書痴》，寫到燒書。郎生酷愛讀書，終日諷誦，不管其他事。終於在書中找到顏如玉。顏如玉讓他把書全部燒掉，免遭災禍，郎生不肯。邑宰以郎生為妖。「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收，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冥若陰霾。」這是蒲松齡的藝術虛構。燒書不是「煙結不散」而是火光沖天。八月的一天晚上，我們牛鬼蛇神正在學習，紅衛兵沖了進來，命令我們到操場燒書。我們趕到的時候，書已點着，我讓老鮑跟我一起撥拉燒着的書，我遞給他一根長棍子，他嫌長，自己揀了一跟短的，我勸他他不聽。這根短棍子幾乎要了他的命。老鮑自然是牛鬼蛇神，他年齡比我大得多，比所有牛鬼蛇神都大，那年八十二歲。他是清華第一批留美學生，後擔任過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外文系資料室管理資料。他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壓着他留美時期餵梅花鹿的相片。他就是因為這幾張相片被揪出來的。老鮑個子矮小，只有一米六幾。他拿着短棍子撥火，被火苗燒着。後面是紅衛兵，前面是火堆。後退必遭紅衛兵打罵，只能向前撥火。我的棍子長，撥火燒不到自己，想跟他交換已不可能。書燒成灰燼時要用水澆滅，我負責打水。每次打水都偷喝很多水。老鮑則一直被火烤着。八月天氣悶熱，一個年過八十多歲的老人如何受得了，終於倒在灰燼上。幸虧灰燼已被我用水澆過，不然會被燒死。紅衛兵罵他偷懶，但沒再管他。燒完書後，我把他抱回教研室，放在桌上。他胸上，胳膊上，都燒出燎泡。我先讓他喝水，然後打了一盆涼水給他擦身，他漸漸緩過來，對我說：「他們都是長蟲！」我扶他走出校門，叫了一輛三輪車拉他回家。人有做人的底線，比如子女不能打父母，學生不能打老師，對年長者禮讓，對年幼者愛護。底線被突破，人就不成其為人了。紅衛兵都是年輕的後生，怎麼對老鮑沒有一點同情心呢？我聯想起在北京火車站看見紅衛兵把一群老太太押送出北京的情景，她們身上掛着「地主婆」「資本家臭老婆」等牌子，有的乾脆把成分貼在額頭上。她們多半是北京的老住戶，因出身而被轟出北京。她們一動不動地坐在地上，有的人雙腿癱瘓，讓人看了心碎。押她們的紅衛兵沒有一點同情心，嘻嘻哈哈說笑，特別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們笑得更開心。看到祖國的花朵得意的樣子我同樣心碎。
七
紅衛兵打派仗後，便不管我們了；不僅不管革命教師，連牛鬼蛇神也不管了。而我這時已成為人民的一員，忝列革命教師行列。我有時回北京，在天津的日子便跟隨韓文佑先生一起讀魯迅的雜文。從第一卷《墳》開始。我先讀一兩遍，晚上坐在他宿舍前的馬紮上，同他討論，聽他講解。韓先生對魯迅作品之熟令我驚訝。他不僅對每篇都熟，甚至能背出句子和段落來。韓先生講完後，我回去再重讀他講過的幾篇，接着按順序讀下面的雜文。我們就這樣一直讀完第六卷的《且介亭雜文末編》，平均每篇都讀過三四遍。韓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對北大、清華教授的趣聞逸事知道得很多，也講給我聽。其中有關清華教授的逸事，張中行先生寫入《負暄瑣話》，也是聽韓先生說的。韓先生還把周作人、郁達夫和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借給我看，並且都是初版本，讓我眼界大開。他讓我先看周作人的《談龍集》和《談虎集》，然後再看《雨天的書》和《自己的園地》等集子。我讀周作人比讀魯迅吃力，對他那些抄書文章讀不下去。韓先生說過了五十歲我就讀得下去了。五十歲以後，文革早已結束，是我最忙的時期，辦刊物、翻譯書、帶研究生，沒有時間再讀周作人的書。現在過了七十歲，仍沒再讀，只讀過論述周作人的著作。那時聽韓先生講魯迅的還有一位中文系的講師周先生，是研究現代文學的教師。他專門研究葉聖陶，但對五四時期的其他作家也很熟悉，他也談到很多大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彌補了我這方面的缺陷。可以說文革期間我上了半個中文系。如今這兩位先生都已作古，回想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心裏仍充滿感激，沒有他們不知多少時間會白白浪費掉。
軍工宣隊進入後，就不能再同韓先生一起讀書了。不久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北平淪陷期間韓先生與周作人有過往來，還同朋友辦過刊物，這些成了嚴重的問題。那時把我們教職員編入三種學習班：一類屬於有嚴重問題的，集中住在學校交代問題，不許回家。第二類屬於有問題或思想反動的，一面學習，一面交代問題，但可以回家。第三類是普通教職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覺悟，爭取思想儘快革命化。我被編入三類學習班，韓先生編入一類學習班，我們兩人的處境顛倒過來。我們不能再見面。三類學習班師生混編在一起，學生領導我們學習毛著。每天三個單元，坐在一間教室里學習，即所謂三磨：磨時間，磨嘴皮，磨褲子。我當時已屬於革命群眾，地位與紅衛兵相當，但政治上仍低人一頭，在學習班上仍是死角。我過去和現在都非常厭惡冗長空洞的發言，可那段時期對這類發言不但不反感，反而由衷感激。如果沒有人發言，可能叫我發言。我不得不違心說套話，那滋味難受極了。學習班上有位同學是結巴，喜歡發言，能夠結結巴巴講一小時，我對他簡直感激涕零，希望他一直講下去。有人發言，我便可以回到《聊齋》中去，或在腦子裏複習韓先生講的魯迅，或複習過去背過的詩詞。聽着他結結巴巴的發言，我想的是《王桂庵》中的水仙詞：「錢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吃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馬纓花。」還有位愛表現的學生，喜歡賣弄辭藻，但又用詞不當，常念別字，聽起來很好玩。比如他把「造詣」念成「造脂」。大概是他新學來的詞，頗為得意，一連說了幾遍。同學們沒有反應。我想起《嘉平公子》：「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我臉上大概露出笑容，這個傻傢伙以為我聽得人迷了，以後對我特別客氣，叫我「老藍」。我每天都在腦子裏複習學過的東西，從不在下面「開小會」。主持會的同學認為我專心聽別人發言，態度很好，只是發言太少，如果積極發言，可以不算死角。不久我又獲得一個表現進步的機會。
校軍工宣隊號召革命師生開展大批判，外語系軍工宣隊要俄語專業學生批判蘇修。他們大概從中央首長的講話中知道蘇聯有個蕭洛霍夫，是蘇聯文藝界修正主義的鼻祖，便決定批判他的小說《一個人的遭遇》。軍工宣隊頭頭想出風頭，希望外語系的批判文章至少要在全校廣播，爭取登在校刊上，最好在天津《文聯紅旗》上發表。他們顧不得階級路線了，找了三位功課好但出身不大好的學生，由他們組成批判小組，任命一個學生擔任組長，並給他們找了一間教室。批判組的學生立即身價十倍，不參加學習班的學習，隨意外出搜尋材料（圖書館已經沒有了），一起構思批判弘文。但他們只是二年級學生，不僅俄語還沒入門，也缺乏起碼的寫作能力。我敢說，除文理不通的大字報外，他們沒寫過任何東西。他們寫出的第一稿，連繫軍工宣隊都看不上。但他們是革命小將，不會被困難壓倒，拿出三天時間務虛，學習毛主席著作，懷着對蘇修的仇恨，再次投入戰鬥。第二稿系軍工宣隊通過了，但被校軍工宣隊打回來。這些都是我參加批判組後才知道的。時間有限，系軍工宣隊急於出成果，通知我參加批判組。有人說這叫以毒攻毒。我提出不參加學習班的學習，並且要求回宿舍去寫。他們居然都答應了。我把學生寫的二稿拿回家，打開一看，覺得綱上得不壞，只是邏輯混亂，文理不通，對小說的時代背景毫不了解，對故事的情節一無所知。我向姚文元同志學習，保留了學生上的綱，理順邏輯，改正病句和錯別字，一篇蠻不講理的批判文章就炮製出來了。我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革命戰爭萬歲！》，兩天後我把謄清的稿子交給批判組組長，對他說他們寫的文章很好，我只稍微改了一點，如改得不妥，請再改回來。《革命戰爭萬歲！》很快便以外語系軍工宣隊的名義在全校廣播了，並一連廣播了幾次。接着刊登在校刊和《文聯紅旗》上。軍工宣隊非常滿意，批判組的小將得意洋洋。我有機會就向人說，這都是紅衛兵小將的功勞，我沒出什麼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軍工宣隊竟給了我半個月的假，使我和妻子爬了一次幾乎沒有遊人的黃山。
我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比很多人輕，浪費的時間也比不少人少。我畢竟還沒有完全停止學習。這與我對文革的認識有關。文革一開始我就認定又是一次荒唐的政治運動，決不能狂熱投入，而要儘量在運動中保護自己，不傷害別人。但運動如此猛烈發展，持續時間如此之長，是我始料不及的。現在對文革的權威評價是徹底否定，因為文革把國家的經濟引向崩潰的邊緣。這算的是經濟賬，當然對。我覺得還應算一筆倫理道德賬。文革把傳統的倫理道德以及人類共同遵循的道德準則同樣引向崩潰的邊緣，而後者對中華民族的損害決不小於前者。今天社會上出現的很多負面現象難道與文革無關？我想弄清發動文革的真正動機，設立過各種假說，又都被我一一推翻。我經歷過文革，卻無法真實地、全面地認識文革。看別人的著作，也不能完全得到解答。也許我們親歷文革的這代人智力不夠，只好寄希望於下一代了。
摘自藍英年著《那些人，那些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