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我還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驚愕不已。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批從蘇聯回國的中國人，大多數是聯共黨員，我為了練習口語，經常到他們那兒去。閒談的時候，他們告訴我「紅槓子隊」（即格勃烏，克格勃前身）厲害極了。一九三八年張鼓峰事件後，海參崴黑頭髮的，除日本人外，都抓起來審查。有的人被關進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集中營。比我大二十歲的曾先生，在裏面蹲了十七年。我問他犯了什麼罪，他說因為頭髮是黑的。張鼓峰事件是日本人挑起來的，但居住在海參崴的日本平民卻平安無事，只被遣送回國，斯大林不敢惹日本人。曾先生跟我很要好，給我講了勞改營中很多駭人聽聞的事。我當時半信半疑，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才相信。赫魯曉夫所列舉的事實並非造謠，從此我不再盲目崇拜蘇聯。
我雖未被劃為右派，但在原單位呆不下去了，山東大學來要人，我欣然前往。一到山東大學便披戴大紅花光榮下放到嶗山腳下的農村勞動鍛煉。在這裏我迎來大躍進。沒有經歷過大躍進的人很難想像大躍進荒唐到何種程度。比如公社決定掃盲，規定每個人，包括老人和婦女，三天內，不脫離生產，認三千三百個字。到第四天，便敲鑼打鼓到公社報捷去了。比這更荒唐的例子還很多。我們帶薪勞動鍛煉，比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強得多，起碼沒餓死人。但對人禍的感受卻同樣強烈，年輕時代的理想煙消雲散，不再崇拜權威。
二
文革初我被揪出來，打入牛棚。大概由於出身好，年紀輕，被任命為牛鬼蛇神隊隊長，每天帶着十七八個牛鬼蛇神（多半為老教師）勞動。出發前先齊聲高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對人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要是我不老實，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我指揮得很快，唱完馬上把他們帶到校園最偏僻的角落拔草。我對他們說咱們離紅衛兵遠一點，大家願意怎麼拔都行，可以坐着，躺着，但紅衛兵要來了，趕快蹲起來。
如果紅衛兵為研究如何執行毛主席偉大的戰略部署而在教室里爭吵不休，放過我們，這一天便平安無事了。但這樣清閒的日子越來越少。一天，紅衛兵把全校牛鬼蛇神押到禮堂批鬥，浩浩蕩蕩的隊伍經過我們拔草的地方，紅衛兵向我們吼道：「快滾進來！」我們趕緊從草地上爬起來，加入牛鬼蛇神的行列。我們被押進禮堂。禮堂里擺了一排紙糊的帽子，叫我們自己戴上。我立即挑了一頂較矮的、糨糊幹了的帽子戴在頭上。動作慢的，或不肯戴的，紅衛兵給他們戴上最高的，剛剛糊好的帽子，糨糊從頭上流到下顎。上台接受批鬥前，紅衛兵端來一盆藍墨水，叫我們畫成花臉再上台。我雙手蘸墨水，把額頭和臉頰抹藍，儘量不讓墨水流進眼裏。心理系的一位副教授，不但不抹，反而大喊起來：「你們這樣做是破壞毛主席的政策。」話音未落，藍墨水便從他頭上倒下來。我想他怎麼這麼糊塗，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紅司令，紅衛兵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毛主席什麼時候說過不能往牛鬼蛇神頭上倒墨水？比這嚴重得多的事他老人家也沒說過話。墨水流進眼裏會傷害眼睛的。我利用牛鬼蛇神隊長的權力，向他喝道：「你對紅衛兵小將什麼態度，還不滾出去！」他出去的時候，我用手指在眼前晃了晃，示意他趕快去洗眼睛。我這樣做是很冒險的，我有什麼權力叫牛鬼蛇神離開批鬥的現場？原來紅衛兵來自各系，分成各派，沒有統一的指揮。誰都管事，誰又都不管事。我讓他滾，這派不管，那派也沒管。我鑽了紅衛兵領導不統一的空子。紅衛兵批鬥外語系教授陳先生，質問他為什麼詛咒毛主席早死？他回答說「毛主席萬歲」在英語是假定式，表示希望他長壽，但人活不了一萬歲。他馬上遭到一頓打。他還要同紅衛兵講理，我已經站在台上，無法也無力制止他，只能眼看着他挨打。這次是全校批斗大會，有書記和校長們在前面頂着，我雖罪孽深重，但只有外語系的紅衛兵知道，別的系的紅衛兵並不知道，所以沒批鬥我，我只算陪鬥。但紅衛兵打人的場面我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同他們無理可講。其實這一點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得很清楚了。可是我們很多教師卻不了解這一點，還要同紅衛兵講道理，大概還是毛著沒學好的緣故。
三
我在外語系的「地位」從牛鬼蛇神升到現行反革命了（紅衛兵把「現行」寫成「現形」，也通。我原先是俄語教師，其實是暗藏的反革命，終於現出原形）。紅衛兵批鬥我，說我是赫魯曉夫的孝子賢孫，我對他們承認我就是，燒成灰都是。我彎腰做「噴氣式」做得標準，無懈可擊。所以我挨鬥的時間少，陪鬥的時間多。我有機會觀察紅衛兵。我教四年級兩個班，四十個學生。最兇狠的不過五六個。都來自農村，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是兩個班裏學習最差的學生。其中有位女生，兩個班裏唯一的黨員，已經蹲了三年班。因為吃夠了她的苦頭，我至今仍記得她的芳名。她口齒不清，大舌頭。俄語有個顫音，她四年都發不出來。我晚上經常輔導她，什麼辦法都用過，比如含水發顫音，但毫無效果。她對動詞也不理解。在一二年級的時候，她說睡覺不是動詞，睡着了怎麼還會動呢。在我之前的一位老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讓她明白表示狀態的詞也是動詞。她不適合學俄語。我為她的前途着想，向總支書記建議將她轉到政教系去，畢業後做個政工幹部。我同總支書記的談話被揭發出來，成為我迫害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的一大罪狀。另外幾個來自農村的學生功課比這位女生略好，沒蹲過班。但他們記不住生詞，弄不清語法的變格變位。考試多半不及格，或勉強得三分。他們知識面狹窄，或者說除黨的宣傳口號外，什麼都不知道，並且不以此為恥，反而以此為榮。他們一句話就能把你駁倒：那些都是封資修的破爛玩意，知道越多越反動。人總有表現欲望，他們沒有別的可表現，除自己的家庭出身外（用動詞「驕傲」造句，他們的造句都是「我以我光榮的家庭出身為驕傲」），只能表現對標語口號的狂熱響應。他們根據某一句話，或黨在某個時期的政策，判斷一切事物。一次我因北京修建地鐵談起地鐵，我說倫敦、紐約和莫斯科都有地鐵，莫斯科的地鐵修建得較晚，但最漂亮。有個考試不及格的男同學批判我，說我放毒，沒有一點階級覺悟。倫敦和紐約的地鐵是供資本家坐的，莫斯科的地鐵是供修正主義分子坐的，我竟說他們的地鐵比中國修建得早，還說莫斯科的地鐵最漂亮，安的什麼心？我立即承認我說這些話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讓中國紅旗落地，國家變修。我先把綱上得最高，他們反而無法表現批判我的本事了。生長在天津市的大多數學生與他們有所不同，雖然也給我貼大字報，但內容都是從別人的大字報上抄來的，沒有新的揭發。我課下同他們交談時，介紹過俄國美術和音樂流派，介紹過俄國和蘇聯作家，甚至介紹過已成為批判靶子的蕭洛霍夫。這些他們都沒揭發。他們心裏同情我，一次我掃地時，一個同學把紙團扔進簸箕里。我在沒人的地方打開一看，上面寫着：今晚批鬥可能下跪，褲子穿厚一點。我欽佩他的膽量，竟敢給現行反革命分子通風報信。我也感到慰藉，並非所有青年人的革命意志都堅硬如鋼。一九六九年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那位發不出顫音的女生和出身好的幾位學生都留在天津市，成績優秀的學生分配到河北各縣。
四
我挖空心思，一心琢磨如何推掉兩項嚴重罪行：吹捧赫魯曉夫和攻擊中央文革。前一項可以推到教育黑線上去。我是根據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講赫魯曉夫的一篇報告的，教案中就有稱讚赫魯曉夫的話。我受到教育黑線的毒害，是受害者。第二項很難賴掉，因為是我在文章里寫的，批評姚文元打棍子，姚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批評他自然是攻擊中央文革，白紙黑字，豈能賴掉。儘管文章是一九五八年寫的，那時姚文元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但能說得清嗎？
我的工資被紅衛兵扣發了，每月只發十五元生活費。母親和妻子都叫我增加營養，不要把身體搞垮，學校伙食不好，可以到外面加餐，妻子從北京偷偷給我送錢來。我們在天津北站的一個公園裏會面，像地下工作者接頭。她們的建議與我不謀而合。我在校園裏掛着牛鬼蛇神牌子，我的牌子較小，可以側過來夾在腋下，從遠處看好像夾着一本書。一出校門我就摘下來放進書包里。我和史學家漆俠先生到附近的飯店吃飯。他的牌子大，我們把牌子從中間剪開，用細線縫上。出校門疊起來放進書包，進校門展開，紅衛兵看不出來。我們點葷菜，喝啤酒，吃得痛快。但不久被紅衛兵撞上了，當場把我們批鬥了一頓。我問漆先生，還吃不吃，他說換個地方，照吃不誤。我們到離學校遠的飯館吃飯。以後紅衛兵忙於打派仗，對我們管得松多了。漆先生又開始治學，為他後來出版的《宋代經濟史》做準備，並多次勸我讀書，甚至叫我為寫果戈理評傳做準備。這當然做不到，且不說沒有資料，我也從未有過寫專著的打算，與他不同。他是著名的史學家，已出版過《王安石變法》等專著。讀書還是可以的。晚上獨居宿舍樓，我開始讀書。讀的是三注三評本《聊齋志異》。這是張中行先生的摯友韓文佑先生借給我的。我過去沒通讀過《聊齋》，只讀過《畫皮》《嶗山道士》《促織》等幾篇。夜闌人靜，紅衛兵小將們都鬧革命去了。我打開《聊齋》，漸漸進入蒲松齡所創造的鬼狐世界。我最愛讀的是寫花仙的故事《葛巾》《黃英》和《香玉》。愛不釋手，竟抄起來，就抄在封皮上印着林副主席題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筆記本上。蒲松齡為我打開了美麗的鬼狐世界，他絕妙感人的文字同樣讓我着迷。讀《聊齋》是我那段時期生活的中心，並受益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