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史的宏大敘事背後，高層人物間的私人恩怨往往深刻影響着政治版圖的演變。鄧小平與習仲勛之間長達數十年未解的「積怨」，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崛起之初：高崗案下的分水嶺
1952年，毛澤東為加強中央集權，調「五馬進京」，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重臣悉數入京。當時，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而年輕近十歲的習仲勛則擔任中宣部長。作為未來的接班梯隊成員，兩人之間微妙的競爭關係自此埋下伏筆。
1954年「高饒事件」爆發，成為兩人政治命運的分水嶺。據史料記載，當高崗試圖拉攏鄧小平聯手對付劉少奇時，鄧小平選擇向毛澤東告發。這一舉動不僅讓毛澤東下定決心拋棄高崗，也讓鄧小平由此獲得了毛的政治信任。
1956年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擢升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掌權後的鄧小平並未對同屬「西北體系」的幹部予以照拂。相反，受高崗案牽連，習仲勛在1955年被迫數次作檢查，前兩次均未過關，而據傳幕後的主推者正是鄧小平。
文革前後的權力壓制
1962年，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案被康生構陷為「反黨集團」首犯。在這一時期，身為總書記的鄧小平被認為在客觀上扮演了協助審查的角色，導致西北籍幹部遭到大規模清洗。
文革結束後，葉劍英、華國鋒、胡耀邦等人力主為習仲勛徹底平反。然而，由於鄧小平與陳雲堅持不為高崗案翻案，受到牽連的習仲勛直至1980年才等來正式的平反通知。即便在1978年復出後，習仲勛也未能官復原職重返中南海，而是被「外放」至廣東。
晚年交鋒：關於「退休體制」的最後決裂
習鄧矛盾的徹底激化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據原胡耀邦助手林牧回憶，1987年政治局討論十三大人事安排時，習仲勛與胡耀邦立場一致，明確支持鄧小平帶頭退休。
習仲勛在會上直言，應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建議鄧小平帶頭退出中央以落實退休體制。對於當時剛剛重返權力巔峰的鄧小平而言，這番話無疑是極大的挑戰。此後不久，習仲勛的政治生涯漸入邊緣。1990年，在七屆人大期間，習仲勛未完成最後一次會議討論，便被以「到南方療養」的名義外貶廣東，實質上被逼退居二線。
深圳往事：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此後，習仲勛長期定居深圳。1992年鄧小平「九二南巡」抵達深圳時，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兩位元老同時身處深圳迎賓館，卻相距咫尺而不相見。
有說法稱，兩人當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亦有傳聞稱，為了避免尷尬，地方官僚在鄧抵達前，已提前安排習仲勛前往廣州「視察」。直到1999年，在鄧小平去世兩年後，習仲勛才首次返回北京。
這兩大家族的恩怨，不僅是個人性格與政見的衝突，更是那個特殊時代高層政治博弈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