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於被迫，並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於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像，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後，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幹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
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於"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否這樣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着。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藉口是，隨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並且說，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採用革命暴力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並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並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後，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後，採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餘，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幹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鬥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鬥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鬥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麼也未想到，在這激烈鬥爭年代之後，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鬥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麼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