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鬥爭的時候,對於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採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鬥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後,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採取鎮壓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後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幹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鬥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捲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後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於是就導致明目張胆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麼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並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採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後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着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儘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着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於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係,有時甚至採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採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幹部的英明也就在於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幹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如果在這場鬥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於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麼,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採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裏,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佈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並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於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赫魯曉夫蘇共20大秘密報告
—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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