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佛樓本來是寺院的最主要地方，因為泥菩薩全部被砸，所以幾十年來從不對外開放。可能也是不能成為國家級文物保護保護單位的主要原因。在後樓，有一處塔林，有十幾個主持死了以後就埋在那，並且每個主持一個塔。那裏還有十幾顆200年左右高大的柏樹。樹上還有幾隻叫不上名字的鳥。羽毛是黑色的，尾巴呈剪刀型，比燕子大。有人說是知更鳥。「破四舊」一來，塔林，柏樹，知更鳥全部沒了。
萬壽寺的東側，現在用牆給封堵上。那會，有個四合院，挺大。因有海棠樹，因此我們叫海棠院。有兩個班的男女生宿舍，我們年級的老師宿舍和盥洗室。還有幾排小和尚住的禪房。文革時住進來很多住戶，成為永久居民。
前幾年，萬壽寺想收回，經過幾年的努力，最終放棄。他們一直說這屋是祖傳的。萬壽寺還有一張牌，六個皇帝的御匾，本來想在寺院的東側空房間裏弄個餐廳，有兩個大四合院。用御匾招攬客人，請一塊御匾100萬，後來因這幾年反對鋪張浪費便作罷。
張園長還告訴我們一件事。1966年底，我校的一些同學成立了紅衛兵。為了壯膽，用毛筆在假山東側的一間房屋的一塊石板上刷寫「造反有理」。將近五十年的風風雨雨時間過去了，依然清晰不掉。園裏組織職工清洗了幾次，不起作用。現在依然「造反有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和尚寫的呢。
紅衛兵
「文革」中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我校一共兩個年級，200多師生員工。老師成立個組織叫「東方紅」；學生的組織叫「紅衛兵兵團」。一天，老師的組織「東方紅」開會，我在窗外大喊了一聲：打倒「東方紅」！開完會，體育老師質問我剛才喊什麼呢？我一想，可不是，打倒「東方紅」是反動口號啊。在那個年代說話要小心再小心。弄不好，就成了反革命分子，挨批鬥，判刑，一輩子都別想翻身。那次我受的驚嚇不小，再也不敢喊打倒「東方紅」了。這回明白了，起革命名字還有這個好處。
一次，北京123中晚飯後開辯論會，高音喇叭開得嗡嗡作響。我家和123中只隔着一個樓房，喇叭聲吵得人睡不着覺。那會的紅衛兵只顧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根本就不管老百姓能否休息。一直和外校來的紅衛兵辯論，都說自己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方是保皇派，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直到天亮，也辯論不出結果。
後來外校的一個女紅衛兵振臂喊口號，喊錯了，可能想喊：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結果喊錯了，喊成：保衛劉少奇！打倒毛主席！成了名副其實的反革命口號。馬上，辯論會改為批鬥會。聽見那個女紅衛兵痛哭流涕做檢討。誰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通過一晚上的辯論見了分曉。
我們學校鬥走資派只進行過一次。後來人們看這種事情太荒唐，就沒再鬥了。還是1966年夏天，由五年級幾個12歲的小屁孩組織了批鬥教導主任的批鬥會。學校校長是軍人上校，因不參加「文革」，因此沒被批鬥。只是苦了教導主任。批鬥會開了一上午，她就在台上恭恭敬敬地站了一上午。那時的說法是：低頭認罪。那些小屁孩也不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楞讓主任交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交代如何把學校變成修正主義的溫床。
開完會一個小屁孩到主任跟前，擦了擦流出來過多的鼻涕說：主任借我兩毛錢，我坐車回家。這件事是我當主任女婿的同學說的。主任看畢竟是孩子，讓老師把這些同學送回家。以後就沒再開過批鬥會。
其它
話扯得遠點。1960年我七歲，上小學一年級，那時在我的眼裏沒有看見餓死人的，但是我肚子裏裝過許多「葉蛋白」。記得體育馬老師爬到我校的白果樹上打樹葉，我們班由班主任齊淑娟老師帶領，撿樹葉，裝麻袋，送到伙房，由伙房叔叔做成黑色的窩頭，送到我們的飯桌上。起了個優雅好聽的名字葉蛋白。開始，又苦又澀，難於下咽，很少有人吃。後來伙房叔叔想了個辦法，在裏面放點糖精，才有人吃，而且不吃餓呀。那會也沒什麼怨言，以為上學都吃葉蛋白呢。
現在有句話：苦誰也不能苦孩子。我當時七歲，應該算是孩子吧？可是沒聽說過不能苦孩子的話。實際的作法是，同甘共苦。吃葉蛋白的苦日子到年底結束。慶幸的是我們活過來了，沒餓死！我們那會確實感謝毛主席，讓我們活過來了。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是毛主席給了我們第二次生命，首先要感謝的是他老人家，其次才是父母。
那會，很多人腦子進水。父母生我養我是最親的人，但是有些人不那麼認為，他們認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一個戰友，他的父母被造反派當着他的面活活打死。他卻和我們說，誰要是說文革發動者不好，我就不答應。
「血統論」為「文革」的開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男四中的，號稱北京四大美男子之一，他參加了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他說「西糾」的權力比西城公安分局還大。
「血統論」不僅在階級之間，而卻在「無產階級」內部也血統分明。革乾子弟（現在叫紅二代）和工人子弟也是勢不兩立的陣營。北京人還記得住在新街口那邊有一個工人子弟，外號叫小混蛋。按革乾子弟的說法是個小流氓，還是個罪該萬死的小流氓。他們打過幾次架，有傷沒有亡。但是，還是革乾子弟把小混蛋殺死了。因為那會亂，也沒聽說有誰被判刑的。大概是不了了之。還聽說有個「四三派」是幹部子弟派；還有個「四四派」，是工人子弟派。也是死掐。都要證明自己是忠實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組織；對方是保皇黨。
積極參加「文革」，滅資興無，是那個年代的強音。當時毛主席號召我們進行大串聯，讓紅旗滿天飄。這倒是個好辦法，大串聯既響應了號召，又能玩個痛快。不花錢能坐上火車，在異地還有當地機構接待。
我的同學胡向成搞了四張串聯火車票，給了我兩張。他讓鄰居陳鎮陽去，我給我弟一張。去之前每個人做了個紅衛兵袖章。還刻了個紅衛兵造反兵團的章。聽說串聯必須帶上紅衛兵章，否則當地政府不接待。
我們是1966年12月底走的，喇叭里反覆廣播着周恩來停止串聯的指示。到廣州的路上走了五天六夜。因為要停止串聯，人們玩着命地往車上擠。行李架上，椅子底下，過道上都是人。後來到了株洲，廁所也擠滿了人。
到了廣州，先做了三項革命行動。一是到中山大學看大字報。具體看的是什麼內容，一點都沒印象。二是去三元里，參觀當時農民反帝的遺址。三是參觀了黃花崗烈士墓。然後就是玩，玩了將近一個月。住宿不要錢，車馬費不要錢。一天的伙食費三毛錢。我帶了20元「巨款」，一個月的時間根本花不完。老是啃甘蔗，紫皮甘蔗5分一斤，青皮甘蔗3分錢一斤。無意中發現小賣鋪有賣陳皮梅的。以後，就叫陳鎮陽為陳皮梅。買陳皮梅時就說買陳鎮陽。
在1970年代初，我團三營到北京八一射擊場施工，王洪文副主席經常去八一射擊場打靶。一次接見了三營帶隊的段副營長，並與他握了手。段副營長認為是沾了仙氣，一個禮拜不洗手，見到誰就和誰握手，說是讓大家共享。那時不認為是愚昧。認為是榮幸。王洪文被捕後，不知那層握手的皮刮掉沒有。
「文革」十年大學不招生，只招工農兵大學生。我團去保定的大學上學的是於龍同志，他那會是小學四年級文化。代數，三角函數等可能聽說過，但是沒學過。只好入學後補習，大概是用了半年的補習時間，會不會也就那麼回事吧。主要是有個好父親。他父親原是我團的團長，後到師里當副參謀長。於龍入學考試也得點分數，比「白卷先生」張鐵生強點。於龍畢業後回團里，不久就向團黨委寫了一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信，中心意思是給他漲工資，由行政23級調到22級甚至更高。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一位領導同志表現很積極。抓住一件他認為反革命的詩句在本單位的職工大會上大加批判。說反革命氣焰非常囂張，說什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復辟嗎。又問，這是誰寫的？他的秘書說：白居易。他說，把他找來。秘書一看覺得他越說越不像話，馬上打手勢讓他別說了。因沒有很明確的手勢，做了個打籃球的暫停動作。我們這位領導同志理解錯了說：打籃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