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應郭沫若要求，代表中央在懷仁堂向科學界、文藝界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受到這次報告的鼓舞，郭沫若在「1956年暑間，曾經打算以百花齊放為題，選出一百種花來做一百首詩。結果試做了三首——牡丹、芍藥、春蘭，便擱置了。」
之後受大躍進的鼓舞，又重拾筆墨，從1958年3月30日開始，在10天之內創作了98首新詩，加上1956年創作的3首共計101首，開始在《人民日報》上連載。這件事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巨大反響，並在四年內共出版了六種不同形式的《百花齊放》，其中包括純詩集一版、剪紙兩版、木刻版畫兩版、木版水印一版。
這些詩在當時可謂耳目一新，與流沙河1957年寫成的《草木篇》，斷然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面貌。譬如流沙河的《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而郭沫若筆下的百花，就非常不一樣了，一呼一吸都緊扣時代精神。你看他的《蜀葵花》：
箭莖條條直射，瓊花朵朵相繼，
由下而上，直射不倚，相繼有序。
我們要做多快好省的花模範，
我們要做力爭上遊的青雲梯。
超過英國，趕上美國，不算稀奇，
不僅六億人民都有這種志氣，
萬花萬匯也都服從黨的指揮。
多麼光榮呵，花開在七一佳期。
與流沙河的《白楊》，完全是兩種不一樣的面貌。
又有《荷花》：
宋朝的周濂溪曾做文稱讚，
他說我們是「出污泥而不染」。
這其實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
只嫌泥污，別的功用完全不管。
藕，我們的根，滿身都是污泥，
蓮藕和蓮花難道不是一體？
誰要鄙視污泥而標榜清高，
那是典型的腐朽思想而已。
周敦頤的《愛蓮說》，在郭沫若筆下，也受到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尖銳批判。
又如《荷包牡丹》：
有一位同志把我們比成紅線女，
但我們卻沒有紅線女那片歌聲。
那真是盪氣迴腸，可以繞樑三日；
那真是清徹於玉，可以響遏行雲。
荷包中我們帶來了一封一封的信，
信上都沒有字，而是一顆一顆的心。
在大躍進的春天六億人民在躍進，
一顆一顆的心托我們帶到了北京。
一切都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有了出乎意料的想像，那荷包一般的花型，被賦予了傳書帶信的功能，像快遞一樣地奔向京城。
又《馬蹄蓮》：
我們雖然是非洲的原產，
非洲和亞洲本一脈相連。
我們已經移植到了中國，
更處在萬馬奔騰的目前。
我們也要響應着大躍進，
雪白的馬蹄倒踏破青天。
號召亞洲非洲團結一致，
快把帝國主義丟在後面。
不能不說，郭沫若的想像能力是異常豐富的。
又《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葉子，銀白色的花，
簡簡單單，清清楚楚，到處為家。
我們倒是反保守、反浪費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們叫我們是水仙，倒也不錯，
只憑一勺水、幾粒小石子過活。
我們是促進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過年，為大家合唱迎春歌。
就不一一往下列舉了。總之，郭沫若《百花齊放》中的101首詩，在形式上，全都運用「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通過對花的形態特徵、生長習性的描述，上升為對思想觀念的圖解。
例如由水仙花的「只憑一勺水，幾粒小石子過活」，而聯繫到總路線「多快好省」的方針，說這是「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的「促進派」，而非促退派。
詩集出版後，居然獲得了一致讚賞。但冷靜下來一看，種種不足便毫無遮攔地顯現出來了。它不但開了簡單化、淺薄化詠物抒懷的先河，而且還大話、套話充斥其間。
但值得關注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致陳明遠的兩封信中，也已經意識到《百花齊放》的問題了，他誠懇地反省說：「我的《百花齊放》是一場大失敗！儘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為憾的。」
又說：「儘管《百花齊放》發表後博得一片溢美之譽，但我還沒有糊塗到喪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樣單調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連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確實削足適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穩的花盆架子，裝在植物園裏，勉強地插上規格統一的標籤。」「現在我自己重讀一遍也赧然汗顏，悔不該當初硬着頭皮趕這個時髦。」
客觀說，能自我反省到這種程度，相比某些無恥的文人學者，以及所謂專家教授，郭沫若還算是比較有臉皮的。
到了1963年5月5日，郭沫若再次向陳明遠坦露了自己的心聲。他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就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制應景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這樣一看，郭沫若其實是個明白人，他知道身後會遭人恥笑。只是他處在那樣的位置，已經有點身不由己了。
1965年12月22日，他在寫給陳明遠的信中說：「我早已有意辭去一切職務，告老還鄉。上月我滿七十三周歲了。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無幾了。回顧這一生，真是慚愧！詩歌、戲劇、小說、歷史、考古、翻譯……什麼都搞了一些，什麼都沒有搞到家。好像十個手指伸開按跳蚤，結果一個都沒能抓着。建國以後，行政事務纏身，大小會議，迎來送往，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近年來總是覺得疲倦……」
還在他猶豫彷徨的時候，又一個時代節點壓頂而來，他已經敏銳地察覺了即將到來的威懾。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一個重要會議上，作了一個沉痛的發言。他說：「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這麼完全、徹底地否定自己，不消說是山雨欲來前的自保。但從歷史的角度審視，這話大體上還是對的。那麼多的應景之作，確實沒有多少價值。但從另一面說，卻能使人看到，一個才華橫溢的文人學者，是怎麼跌落到看人眼色行事的。如果說今天的郭沫若研究還有什麼價值，這就是他的最大價值。
2025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