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逍遙四年的中學生活，終於結束。對走向社會，養活自己的成年禮，卻沒有太多的生理、心理以及經濟準備。九年前，1966年，如眾多黑幫家庭一樣，家裏有幸遭遇紅太陽的紅衛兵抄家洗劫，從此家徒四壁，艱難度日。正在長身體期間，由於缺乏營養，長得非常瘦弱，1米81的身高，體重不到110斤。經濟上，一貧如洗，如需出門遠行，甚至連買一個普通箱子的錢都湊不齊。
如斯窘境下，1975年4月16日，18歲另1個月9天的我，只能帶着外婆七拼八湊，用舊木板拼接而成的箱子，告別了在上海的外婆、父母和妹妹們，如乞丐般地被發配至崇明長江農場修理地球。
中學畢業，雖然自學了不少文科、理科方面的知識，但文革期間所有大學都關門大吉，繼續深造，自然是白日做夢。但世事無常，只要有運氣，萬事皆有可能。譬如當時就學的新成中學，就有二位根正苗紅的同學，畢業前夕，被學校保送推薦去二年制的大學外語培訓班，以為未來的外交官人選。很可惜的是，二位均沒有投身世界革命的遠大理想，以及解放全人類的高尚情操，最終辜負了領導的諄諄教誨和悉心栽培，情願留滬務工賺現鈔。在鍾愛他們的班主任老師的偏袒青睞下，都被分配至當時最好的企事業單位工作。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位雖然分配到頂級的上海五金交電公司，公司卻沒眼色，隨意打發去公司食堂做大廚。另一位雖則分到南京理髮店，上海最高檔的專為外賓高幹美發的門店，卻只能從小小的理髮師做起。雖然對二位很好奇，是否後來為自己的短視而後悔，沒去外語培訓班深造，但也不得而知了。於我而言，為新成中學情願浪費這二個寶貴名額，而不願眷顧我這類的狗崽子，有些許可惜遺憾之感。其實，對不能入班主任任大成老師法眼，甚至不屑一顧，也能理解。畢竟，任老師想的是，你狗崽子居然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太沒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了。說起不自量力，本人在1973年期間，可曾榮獲新成中學74屆，有550多名學生參賽的數學競賽第一名。當年，鄧小平上台後，曾掀起過一陣整頓學校教學秩序的反動逆流，為配合形勢，新成中學復辟了一系列的競賽活動。但這只是曇花一現，短暫的教育逆流，最終交白卷才是大英雄。是以，這樣的名次，過後也就默默無聞，沒人注意，只能自娛自樂，聊以自慰。
放下繼續求學的痴心妄想，奔赴農村是我被迫的、唯一的選擇。固然，這也是一種自食其力的出路，在其時本也無可厚非，但心中的屈辱感卻深入骨髓。蓋因，唯成份論，在當年是名正言順的歧視，無人能挑戰。壞成份的人，唯有引頸就戮、心安理得地接受由歧視帶來的一切後果，根本無處伸冤。引伸一下，美帝的BLM（Black Lives Matter）可是貨真價實的政治正確哦，誰若不服，堅持歧視，監獄伺候。黑兄弟若想在厲害國伸冤控告歧視，門都沒有。再回正題，當時稍有門路的同學，均可以各種匪夷所思的理由留在上海，過上朝九晚五，闔家平安的城市生活。文革期間，本來也沒有什麼前途一說，是以，留在上海，孝順父祖輩，既是他們的奢望，也是我的白日夢。
至今尚記得4月16日是個陰雨天。毛毛細雨加上陰雲密佈，心情就像這天氣一般，陰鬱無比。吳淞碼頭處，曾經心高氣傲的我，帶着破碎的夢想及依依不捨的心情，告別送行伴隨的父母。隨着一大群如我這般的中學畢業生，按照各自分配的地點集合。然後，在接收部門的領導帶領下，依次循序登船。周圍都是陌生的面孔，第一次出門遠行的我們，心情沉重，均都默默無言。經過沉悶的一個半小時航程，來到幾十里外，位於長江北岸的崇明堡鎮港。下船後，大家跌跌撞撞步行一里多路，然後七手八腳爬上等在該處的卡車，像一群待宰的豬狗般，運載至長江農場糧站總站，簡稱三庫。胡亂吃了點中飯，三四十多人又步行一個多小時，來到位於農場西北角的六庫，進行集中培訓。一間大約一百多平米的倉庫，充當了我們的臨時臥房。簡易床鋪由水泥地上的稻草作底，鋪上自己帶來的塑料布，床單，及被子枕頭即成。
培訓持續一個禮拜，講場史、站史，加上必修的憶苦思甜課，穿插個人的鬥私批修，認識與討論。為了修理我們這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培訓期間的勞作，對我是當頭一棒，讓我知道自己與真正的勞動階級差距何在。現在回想起，當年對高中生即定義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覺荒唐，實在是太高看了我們。要知道，十二年教育，在美帝處，是強制性的，並且免費的全民性教育。也就是說，全美國所有人口，按厲害國的定義，100%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
糧站的主要功能是囤積，加工糧食。在電影裏，經常看到農民兄弟們，肩挑背扛交公糧的場景。類似地，我們在糧站，日常的基本工作便是如此。標準的稻子麻袋包，一般在160斤左右。軋除稻殼的米包，重約180斤。來到糧站的第二天的一早，我們就被安排去卸空一艘裝有約二百袋稻穀包的水泥運輸船。三十多人，平均每人需從船上扛上六、七包左右麻袋，搬到二百多公尺遠的倉庫。
具體過程是，安排二臂力超群的員工，在船倉下面抬麻袋。其餘扛包的人依次排隊，走下船倉，鑽入他們抬起的麻包下面。一旦麻袋置於肩膀，該人就挺腰站穩。然後從船倉，沿着高低不平的麻袋跨上船甲板。船甲板與河岸間有一條寬約20多厘米，長約10多米的跳板相連。大部分時間，這塊跳板不是平置的，約有3至25度的傾斜角度。可想而知，在這塊晃晃悠悠的跳板上，扛着個超過體重的贅物往上行走，是怎樣的艱難。一個不小心摔下跳板，輕則四肢折斷，重則麻包壓頂，當場殞命。令人啞然的是，雖然我們是第一次幹這種活，糧站卻從始至終，都沒有安排循序漸進的訓練，以及由老員工解說的安全注意事項。大概把我們等同於早年賣至北美的豬仔，生死自理。
當時，鄙人儘量排在扛包隊伍的後面，觀察前面的人是怎麼做的。可是，沒有稻包在身的體驗，再怎麼觀察，實際上也是白搭。本來想像中，只要麻包在肩，我挺身就能行走。可現實是，一旦麻袋壓身，超過體重50多斤的負擔，壓得我根本沒力氣挺直腰杆。試了幾次不成後，只能要求抬包的二位同事，把麻袋放在背上，我雙手背着它，彎腰駝背而行。過跳板時，雙腿顫抖，隨着跳板的上下起伏，艱難地移動到了岸上。如此往復，背完這六包麻袋後，本人兩眼發黑，金星亂冒。只覺得渾身發抖，冷汗淋漓，腰痛得就像與整個身子分離了一般，只想癱在地上不起來。還沒等到疼痛消失，隔了一天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地獄之行。幾次三番的折磨，知道無人可以依靠，只能咬緊牙關堅持。靠着這種打斷牙齒和血吞的意志，終於撐到培訓結束。可腰部的暗傷，由此伴隨終生，平時稍不小心，彎腰揀拾東西，就如電擊般，僵在某個姿勢，不得動彈。最嚴重的一次，只能平躺床上，連翻身都痛不可言。為了上洗手間，太太女兒們三人必須齊心協力攙扶我起來，自己再慢慢移動。說到這裏，對某偉人能扛二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感到欽佩莫名，確實技不如人。雖然都是凡體肉身，偉人有紅色基因傳承，自有其不同凡響處，甘拜下風。
好在，整個過程中，有不少人如我這般，只能背駝麻包，不能肩扛。雖然有些丟人現眼，但大家半斤八兩，五十步笑百步，沒什麼好恥笑的。出了校門，終於嘗到人生艱難的第一課。
培訓期間，有一崇明本地復員軍人，年紀約4、50歲左右，任六庫負責人，粗識文字，負責我們憶苦思甜的洗腦教育。此人粗鄙不堪，拿着雞毛當令箭，自以為掌握着我們的生死大權。整天罵罵咧咧，以滿足他大權在握，睥睨天下，唯我獨尊的優越感。他滿腦子想的是怎樣整人，偷窺別人的私隱，盤算着以此為進一步爬升的進階。想必在他過去的經歷中，以如此的劣性，反而得到不少甜頭和好處。故此，反覆的故伎重演。剛到農場，以前的中學好友寄來了一封信，主要回憶同窗之情，及在學校時的一些小樂趣，並附有一首懷念小詩。一不小心，此信被該人偷取。他如獲至寶，在剛入站的新員工前，結結巴巴地讀完此信。然後，加上他的註解，認為此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情調，與我們無產階級的大無畏豪爽精神唱反調，不應該是革命新一代所應有的精神面貌。尤其是那一首文縐縐的詩詞，這是我們偉大領袖紅太陽才能有的特權。隨意胡亂寫詩，是藐視領袖。上綱上線到這種地步，把我這初入社會，什麼都不懂的政治白痴，給嚇得魂不附體。幸好，糧站的黨支部老樓書記和二位付書記，老萬和老金，都是原上海大公司的下放幹部，比較開明，知道此人的劣根性，沒把此事當真。雖然有驚無險，但從此，在政治上，本人始終小心翼翼，謹言慎行，生怕有任何把柄被人拿住。
評論：此類人物，在文革期間，不計其數。也正因為他們，文革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傳承千年的禮義廉恥，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再也難見謙謙君子，實在令人嘆息。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小水珠們，為滿足私慾，力圖掀起滔天巨浪，改變文明進程的方向。但終究力不從心，湮沒無聞。譬如上文中的卑劣小丑，除了在我心中留下一絲尚存的厭惡感外，連他的名字都已忘記。也相信，除我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人會記得他的存在，或他留下的任何值得回憶的痕跡。這批人是真正的社會渣滓，心中充滿了卑鄙齷齪的心思。除了充作某位偉大舵手的惡棍打手，為非作歹外，對社會的進步沒有任何價值或貢獻。
《華夏文摘》2021年5月27－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