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兩國矛盾的法理探討——衝突的起點
中日兩國近代史上發生的一切摩擦與衝突，並非始於「九一八」或「盧溝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清廷統治末期，並涉及到複雜的國際法和權力繼承問題，構成了兩國長期衝突的結構性矛盾。
中日矛盾激化的一個重要起點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戰勝沙俄後，根據《樸茨茅夫條約》，繼承了沙俄在中國東北（特別是南滿地區）的特權，包括鐵路、租借地等權益。日本迅速通過《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即《新約》），迫使清政府在法理上予以承認。這是中日矛盾的「法理陷阱」。當時的清政府，在戰後對日本繼承這些特權採取了默認的態度。
根據國際法原則，作為清廷的合法延續，北洋民國政府在理論上應默認清政府的承諾和簽署的條約，這符合「條約義務隨國家繼承」的基本原則。然而，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都奉行「收回國權」的強烈民族主義政策。他們對日本在東北（「滿蒙」）的特權，採取了不承認、不合作，並試圖以各種方式收回的態度。
這一衝突的核心在於：現代民族國家「收回國權」的民族主義訴求與帝國主義國家「既得利益」的國際法主張之間的結構性、不可調和的矛盾。中華民國主張的是「不平等條約例外原則」，認為清廷是在脅迫下簽訂，故有權廢止。而日本則堅持「條約神聖不可侵犯」（Pacta Sunt Servanda）原則，拒絕放棄通過戰爭和條約獲得的權益。他們認為，日俄戰爭，是清廷默許的由日人幫助清廷收復俄佔領土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投入兵力109萬人，傷亡27.6萬人，其中戰死8.6萬人，損失艦船91艘，軍費消耗17億～18億日元，日本應該在收復的領土上擁有特權。
這種矛盾在1915年袁世凱政府簽署的「二十一條」後進一步惡化，該條約極大地加劇了日本在華的特權。正是中華民國對日本特權採取的持續對抗行動（例如張學良在東北的「收回鐵路權」運動），使得日本軍方有了「保護既得利益」的藉口。對清廷遺留特權是否合法繼承的爭議，構成了兩國長期衝突的結構性矛盾，最終為後來的軍事衝突，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埋下了法理和政治上的伏筆。當然，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與擴張是衝突的直接責任方，但其衝突的起點和升級，離不開對這些「法理遺留」的爭議。
三、反日的政治功能——屢試不爽的轉移矛盾武器
中日關係的起伏，始終精準地服務於中共不同時期的政治和經濟需求。對日友好是為了引資，反日仇日是為了維穩。
（一）改革開放初期「倡導友好」的政治目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宣揚友好，其目的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和功利性：
通過友好關係，中國獲得了日本巨額的日元貸款和無償援助。從1979年開始，日本政府提供的四批日元貸款總額巨大，這筆資金有效地解決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燃眉之急，資助了如北京機場擴建、秦皇島煤碼頭、京廣鐵路電氣化等關鍵項目。同時，中國引進日本在工業管理、質量控制上的經驗，推動了中國工業現代化（如寶鋼建設大量引進日本技術和資金）。
利用日本對二戰罪行的部分反省態度，在外交上爭取其支持，以此作為打破冷戰格局下西方對華孤立的策略。在1989年事件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為中國「解凍」的角色，維持了與中國的經濟交流，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世界的聯合施壓。
（二）當下中共「鼓動反日」的政治目的
進入21世紀，尤其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矛盾尖銳的當下，反日情緒的鼓動，成為了中共維系統治合法性和轉移國內矛盾的有效工具。
2000年以後，官方媒體和教育系統開始系統性地、單方面地強調日本的戰爭罪行，弱化中日歷史上的積極交流。官方媒體（如《環球時報》、央視）在涉日議題上採取了精心的「議程設置」手法。它們選擇性地聚焦日本政客的「拜鬼」，卻完全不報道日本民間對華的援助和友好活動。同時，官方背景的「愛國」大V和網絡水軍通過算法推薦，形成「信息繭房」，確保反日信息迅速佔據熱搜，持續對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進行「仇恨充值」。
這是「反日」作為政治武器最核心的功能。近年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房地產危機動搖社會信心，地方政府債務高企。每當國內矛盾激化時，官方媒體和網絡會集中火力炒作涉日話題，將公眾注意力引向外部敵人。
例如，2023年福島核廢水排放事件的炒作，就是「外部化」策略的經典案例。官方媒體的報道和動員遠超其對國內河流污染、空氣污染的關注度。官方成功地將民眾對「不安全感」的恐懼（源於經濟衰退和食品安全問題），引導向對日本的集體仇恨和「外部污染源」的憤怒。這種高強度的宣傳成功轉移了公眾對國內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審視。
民族主義是中共在「績效合法性」受損（經濟下滑）時，用來彌補和鞏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工具。它將一切內部困難如經濟衰退、技術封鎖歸咎於「外部敵對勢力」的破壞，尤其是「美日聯盟」，從而要求民眾必須「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通過這種方式，個人對生活的不滿和憤怒就被轉化為對國家的盲目效忠，黨成為了「唯一能夠抵禦外敵、保衛民族」的救世主角色。
可悲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反日遊行，並非社會底層有認知缺陷的「粉紅」，也沒有中國政府幕後鼓動，而是中國大學生自發的行動——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內閣成員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引發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少數大學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這是恢復高考後大學生第一次走上街頭。毋容置疑，中國大學生的抗議是正確的，正義的。
四、被拋棄的「友好力量」與尷尬的親華派
中共對反日情緒的工具化利用，不僅造成了中日兩國國民互不信任的加劇，更殘酷地反噬了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的那部分力量，使他們陷入巨大的尷尬和無奈。當中共官方將「反日」作為轉移矛盾的政治武器時，那些曾經冒着政治風險推動兩國友好的人士，一夜之間成為了「過時的、錯誤的」象徵，甚至是「賣國」的嫌疑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