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關閉了所有的大學。1971年，中國的大學開始招收學生，由於毛澤東堅決反對高考，因此學員必須是有三年工齡的工農兵，而且必須由單位推薦。被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大學的學制又由四年縮短為三年。據說從1971年至1976年，中國大約招收了82萬「工農兵」學員。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次年9月，教育部召開了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恢復高考。10月21日，恢復高考的消息在新聞里播出。這一年，我23歲。從12歲開始就沒再上過學。這11年間，我隨母親去五七幹校勞動，然後當工人。此時我已是二級機工，工齡近7年。
得知高考消息後，我非常興奮，想都沒想就去報名。說是沒想也不確切，因為自從工農兵大學生招生起，我就有了上學的念頭。當時我所在工廠，能被推薦的都是黨員或出身很好的人，儘管我工作積極努力，但也沒有希望被推薦去上大學。
我想上學主要源自好奇心和不很安分的個性，當時的想法就是無論如何去試一下，並未想過自己連小學都沒有畢業，而在不到兩個月的還必須上班的時間裏，怎麼補上沒上過的課？而且連學習資料都找不到。
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國570萬考生一起走進考場。很多年沒考試了，我既緊張又興奮。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數學和語文，一共四門。考語文時，我一看作文題「我在這戰鬥的一年」就懵了。那時的作文推崇宏大敘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當年有什麼戰鬥可寫，有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說。我勉強完成，自然不能滿意。
發榜了！我所屬於的「社會生」錄取分數為260，而在校生是320分。我的數學只考了30多分，語文56分，我落榜了。資料統計顯示，1977年，全國共錄取27.3萬人，錄取率為4%。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傳入社會後。文章是這樣寫的：「再也沒有比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經進入中年了。這是個女孩兒，皺着眉頭哭着。大概她也像門口的那個護士一樣，不相信這個挎着書包、滿臉胡茬兒的人就是她的父親吧。」……隨着「考試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別人在圖書館裏找到我，別說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媽住院了，我都不知道。當我衝進病房時，差點把阻攔的護士撞了個跟頭。我站在這嬰孩面前，那種驚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個第一次做父親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這疲憊的母親面前的另一種心情卻是別人沒法體會的。在這一年裏，我幹了些什麼呢？別說當個好丈夫，更不要說當個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我應該干點什麼呢？』『什麼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張開蒼白的嘴角，『你去溫書吧。』」
這篇作文寫得很個人，顯然不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難怪引起評卷老師的激烈爭論。作文被《北京日報》全文發表後，我驚訝地發現，作者竟然是閻陽生！
閻陽生的數學考了94分，理化87分，但只被非重點的建工學院錄取。據說考試前，他聽說老三屆高考只是陪襯，為了能上學才冒險地寫了非宏大敘事的作文。雖然老三屆並非如傳說的那樣是陪襯考試，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點院校錄取。我認識的陳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1977年北京高考分數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師範學院錄取。
1978年過年，我母親帶我去參加她的同學聚會。聚會時，大家都在談高考。當着眾人的面，我母親要我再考。我爭辯道：「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學五年級。文革10年，我的上面有小學六年級到高中的畢業生，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畢業生，他們都比我學得多，怎麼就輪到我考上大學呢？」
我當然想上大學，但對考上實在沒信心。在日記中，我雖然寫下「你不是為別人看法和意見而活着」，卻依然顧慮着如果考不上，單位的人難免會說三道四。但我母親在家裏是絕對權威，若不參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我只好開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