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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馬克思主義」來摧毀美國

法蘭克福學派對美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它將一九五零年代那個同質化美國重鑄成今天這個四分五裂、仇恨泛濫的國度。他們對於家庭單位無可否認的瓦解,對美國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激進女權主義和種族極化貢獻良多。他們塑造了一個「受害者聯盟」,鼓動「無知少女」(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少數族裔和女性)起來造反。美國的文化-政治建制派盡情擁抱此一理念,並藉助公共教育系統、媒體及荷里活的力量,在全美範圍內推行之。然而,從霍克海默、阿多諾到克林頓夫婦、奧巴馬夫婦,都不是弱勢群體,都是富且貴的掌權者。

第七章-戰場上失敗的德國,用-文化馬克思主義-來摧毀美國(上)

嬉皮士、異皮士、雅皮士、黑豹黨、教士以及總統的自我意識,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由半個世紀以前的德國思想塑造的:馬庫色的口音變成了美國中西部的腔調;「德國造」的標籤換成了「美國製造」的標籤;美國的新生活方式成了迪士尼樂園版的魏瑪共和國,變得婦孺皆知。

艾倫·布魯姆

納粹上台之後,魏瑪共和國覆亡,德國的猶太人、反納粹的知識精英紛紛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極權國家。有人遠渡重洋到了美國,宛如當年五月花號上尋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也有人逃亡到歐洲各國。但當納粹入侵波蘭進而佔據大半個歐洲之際,那些飄零在其他歐洲國家的流亡者被迫「二次流亡」。此時,除了隨時可能遭到納粹入侵、並不安全的英國之外,世外桃源般的避難之所就只剩下美國了。

儘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啟程時的險惡,遠不止十三萬德國人和兩萬法國人在當時來到了美國。除了宗教領袖之外,美國政府唯一超額接收的避難者群體就是大學教授。從二十世紀三零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高等教育機構便與歐洲知識分子建立起了持續的聯繫。哥倫比亞大學接收了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大學接收了奧地利學派和包豪斯學校的若干代表人物,洛克菲勒基金會幫助了巴黎的人類博物館人種學研究室和社會文獻中心的學者和資料的轉移。還有無數歐洲一流的畫家、音樂家、作家來到美國,使得藝術與文化的霸權實現了從巴黎到紐約的歷史性轉移,以至於學者塞爾日·蓋爾堡有些憤憤不平地評論說,紐約「竊取了」在歐洲建立起來的「現代藝術」思想,儘管「該霸權的轉移並非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整體性策略,而是史無前例的混亂所導致的結果」。1

流亡者們或多或少有些突然地,經歷了社會的邊緣化、文化的背井離鄉和身份的剝奪,他們後來的作品裏都保留了這些痕跡。但他們中大部分人很快在新大陸自由而寬容的文化學術氛圍中脫穎而出,贏得了美國的同仁們的肯定、讚賞與追隨。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戰爭結束、祖國光復之後,仍然選擇繼續留在美國。戰後的美國取代了大英帝國成為西方世界政治、軍事以及文化學術的高地和秩序的輸出者。而此時的美國文化,已不再是從日內瓦-尼德蘭-蘇格蘭-英國-北美一脈相承的清教秩序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一枝獨秀,它成了歐洲諸國文化傳統的大熔爐,歐洲的傳統被打上美國烙印之後,又反芻回到歐洲。

過去,人們只知道逃離德國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們大大加快了美國的原子彈計劃,讓美國在與德國的核武器競爭中後來居上。戰爭後期,美國主動從德國搶救了數以千計的科學家,更使得美國在戰後成為世界第一的科學強國。其實,同樣重要的是德國思想對美國的「入侵」——儘管很多時候是通過「法國理論」這一中介。或許是因為德國思想對於英語世界來說過於艱深晦澀,需要經過法國人華麗的包裝和通俗的闡釋。正是法國這個中介使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遺產、尼采和海德格的形象在美國廣為傳播,正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庫塞所說:「從福柯到德里達,法國理論首先構成了一個批判的解釋形式,帶有德國哲學的雙重傳統,胡塞爾和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由上一代學者,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引入法國的大學中,隨後再進入美國。」左派的法國和德國思想由此取得了戰後持續至今的在美國大學和思想文化界的象徵性的壟斷地位。

反對這一思想脈絡的美國保守派學者們將「法國理論」看作是「尼采-海德格-馬克思-弗洛伊德」這一「四人組」的「選擇性閱讀」和「挑釁性閱讀」。因此,「法國理論」乃是德國哲學家的法國閱讀在美國的闡釋。這一切似乎是福柯、德勒茲或德里達對尼采、弗洛伊德或海德格進行評估、重新挪用、重新整理隨後被延伸到美國知識領域。2當然,就整整兩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知識精英而言,他們乃是越過法國這座橋樑,直接對美國的知識界發號施令。在此一時刻,德國儼然成了一場隱形的文化戰爭的勝利者。

阿多諾:今時今日,藝術的任務就是帶混亂到秩序當中

這片土地如此富饒,一個人真的可以生活在天堂……你吃過鱷梨嗎?如果沒有,那你一定要用幾每美分到最近的水果店買幾個。取出果核,然後用醋、油、鹽和胡椒等醬料把洞填滿,允許還要加點伍斯特沙司。這是一個人能在美國發現的最美味的食物。3

倉皇逃離越來越令人窒息的德國,繼而離開不友善的勢利的英國,阿多諾如釋重負地投入美國的懷抱。消失的是那個舊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它陌生而富饒。阿多諾在給雙親的信中,如此描繪美國空曠壯麗的河山:「星期一,我們開車穿過內布拉斯加州——沿途非常單調,只有玉米地(誰吃那麼多玉米啊?)。當晚,我們途徑懷俄明州境內的落基山脈,仍然空無一物,甚至察覺不出海拔差異。星期二,經過冰雪覆蓋的猶他州,大鹽湖就在那兒。這裏的風景看着有些奇怪,那些山突然像金字塔一樣冒出平原,在抵達內華達州時又逐漸不見了。」那是在德國和整個歐洲都看不到的曠野景色。而比景色更陌生的,是他難以理解的美國的社會和文化。

阿多諾並非自覺的反法西斯鬥士,他是因為族裔身份而非政治立場受到納粹迫害。如果他有選擇的權利,他會像他改信新教路德宗的父親,當一名忠誠的德國人,而不願當一名被懷疑的猶太人(若兩者只能選擇其一),但希特拉不由分說地剝奪了他的選擇權。在某些方面,阿多諾就是湯瑪斯·曼所謂「非政治的德國人」這個類型的左翼版本。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品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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