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DC美國眾議院議長會議廳的講台上方的時鐘和座右銘「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攝於2008年12月8日
一張大紙板標語牌上寫着「『詛咒』上帝」（[Expletive] God），舉着它的人是我現在居住的城市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的一名支持墮胎的抗議者。5月14日，一場大規模抗議發生在本市的立法廣場上，表達了對「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court case）可能被推翻的不滿。抗議者大多是年輕女性，也有一些男性和老年女性。
像美國許多其它城市中心一樣，納什維爾在過去幾周內經歷了頻繁的示威活動。抗議者對基督教的攻擊不但頻繁，而且非常明確，這是全國許多抗議活動的核心部分。上面提到的那類標語很常見。
有些人可能會把這種謾罵歸咎於抗議者對主流基督教直言不諱、堅定不移的反墮胎立場的回應。但我認為，這表明了更深層次的東西。
文化馬克思主義之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1915年有一句名言：「社會主義恰恰是必須壓倒基督教的宗教。……在新秩序中，社會主義將首先通過對學校、大學、教堂和媒體的滲透，通過改變社會意識來佔領文化，從而取得勝利。」
快進到我們當前的社會時刻。最高法院有關「羅訴韋德案」的意見草案泄密之後，抗議者破壞教堂和反基督教——特別是反天主教——的浪潮清楚地表明，葛蘭西的願景是有預見性的。
2022年5月3日，支持墮胎的活動人士在華盛頓DC最高法院前抗議，以回應最高法院泄露的意見草案，該草案顯示最高法院打算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判定
激進的左翼團體自豪地、不敬地褻瀆禮拜堂，打斷教堂服務，並將矛頭指向全國各地的基督教反墮胎團體。可以肯定的是，並非每個自認為支持墮胎選擇權的人都寬恕這種行為。此外，許多人很可能真正關心婦女的健康，或者擔心全面墮胎禁令的潛在影響。但這不是極左翼抗議活動的目的。尤其是當49名民主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激進的墮胎令時，更能看出他們的極端。
更不用說，像在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這樣的州都有「按需墮胎」的法律，孕婦不需要任何醫學理由。
相反，「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運動的根源在于堅決否認生命的神聖性。葛蘭西呼籲人們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對基督教發動戰爭，這與無條件的「按需墮胎」的倡導者有着明確的意識形態淵源。
1937年在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監獄中去世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意識到，一場可行的革命需要的不僅僅是改變誰擁有生產資料的經濟手段。相反，需要的是文化框架的轉變，通過這種框架可以理解所有社會問題。昨天的禁忌需要成為今天的美德。
基督教曾經是（現在也是）葛蘭西試圖推翻的西方文明的基石。其清晰明了的道德準則和明確的是非觀念滲透到每一個權力機構。教會註定要成為社會主義的頭號敵人。
今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保守的政治專家嘴裏成了陳詞濫調。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概念都是源於對基督教世界觀的根本拒絕。葛蘭西明白，為社會主義的出現創造條件不僅需要改變經濟制度或治理結構，還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對人性的理解。
現代的左翼進步主義，就像社會主義一樣，植根於這樣一種信念：他們相信固定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它的支持者採取社會構建主義的方法，拒絕人類存在於自然道德秩序中的觀念，而自然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生命的神聖性（最基本的要素即每個人都有生命權的信念）。相反，他們認為人類只是環境的產物，具有足夠的可塑性，可以根據周圍的環境被塑造成任何特定的社會形態。
2019年1月18日華盛頓DC的美國最高法院外，反墮胎活動者參加一年一度的「生命大遊行」，以抗議1973年最高法院「羅訴韋德案」將墮胎合法化
如果左翼的這些信念就是正確的，那麼任何人都可以被構建成任何社會存在。抱着對這種「社會科學」的迷信（並公開憎惡任何神性或精神上的東西），完美的治理結構必然會產生完美的政治動物。生命的價值取決於它與集體的整體利益的關係。
這從根本上與基督教的人性觀念相悖。作為墮落了的生命，我們都無法做到完美。同樣地，一個完美的整體不可能由不完美的部分構成：沒有任何社會結構可以被安排去消除所有的困難、痛苦和不平等。
然而，與此同時，每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他或她的胸膛里有神聖的火花。這意味着我們被賦予了自由意志的能力，能夠獨立於外部物質環境做出選擇，並根據自然秩序來判斷對與錯。美國的建國就是基於這一現實。
美國憲法的制定方式旨在解釋這種特定性質，分散權力，以避免權力集中在我們潛在的暴政傾向上，同時使個人天才能夠脫穎而出，並成為領袖。
我們整個政治制度的基礎也許在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聯邦黨人文集》第51號（Federalist51）中得到了最好的總結。他詩意地陳述了這個基本真理：「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麼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在這個概念中，人的生命是神聖的。那些將基督教作為發泄他們不滿的目標的墮胎倡導者拒絕這一概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最高法院草案泄密對抗性反應的核心。例如，引發對聯邦墮胎權重新評估的密西西比州案件，它不是一刀切的禁令。相反，它禁止在15周後墮胎，除非孕婦有醫療健康需要。
這超越了生命何時開始的問題或「細胞團塊」的論點。在懷孕15周時，胎兒可以清楚地識別為人類兒童。與產婦保健有關情況的評估，應該能進一步消除對可能威脅母親生命的情況的擔心。爭論的焦點完全在於，一個女人是否有權因為任何原因來終止她孩子的生命。
不出所料，主流傳統媒體並不是這樣呈現這個問題的（他們通常排除法案中的關鍵詞，「除非在醫療緊急情況下和嚴重的胎兒異常情況下」）。反墮胎運動無處不在地被描述為「宗教瘋子」和男性控制女性身體的企圖。抗議者用虛構的《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註：一部美國反烏托科幻戲劇電視影集）和真人扮演的角色，將自己打扮成沒有「性自主權」的受壓迫階級。
然而，（對左翼人士來講）「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包括性自由和墮胎權）的敘述只有在性自主權以結束子宮內的孩子的存在為條件時才有效。它隱含地（如果不是明確地）接受了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即生命沒有實際的內在價值，而只能根據孕婦的物質環境因素來判斷。它是否是子宮裏真正的人類生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對孕婦生命的影響。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發佈了一份題為「生命福音」（Evangelium Vitae）的教宗通諭，譴責了這種現代的「死亡文化」。
我們在我們的教育和大學系統中可以看到這種思想的流毒。男人和女人都被教導說，他們生活在一個種族主義的父權制體系中，這個體系圍繞着男性壓迫、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和「順性別本位」（cisnormativity）的原則而組織。
我們在媒體和娛樂界看到，他們無休止地宣揚性濫交，積極努力地摧毀純真，並讓兒童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
我們當然也可以在我們的新聞編輯室中看到這一點，在那裏，意識形態的群體思維超越了對世俗主義的倡導，而是要求人們屈服於反宗教的世界觀。
葛蘭西對社會操縱的希望極好地實現了。他若泉下有知，一定會歡欣鼓舞。
左翼特別想要顛覆的是：傳統的家庭觀念；建立在個人正義和無罪推定基礎上的法律判例，直到被證明有罪；誠實的新聞和信息傳播；以及愛國主義教育體系。
葛蘭西承認，持久的變革需要有階級意識的革命者滲透到社會機構中去，並接管權力。一旦滲入，他們將努力在整個社會傳播他們的激進意識形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提倡奪取經濟生產資料，而葛蘭西則呼籲他的追隨者奪取文化生產資料。
2021年6月12日，在弗吉尼亞州利斯堡（Leesburg）的勞登縣（Loudoun County）政府中心，抗議者舉行反對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集會
忘掉藍領工人吧——布爾什維克的先鋒隊將是社會上的教師、新聞主播、社會工作者和名人潮流引領者。這一戰略的有效性應該讓我們所有「反動派」都感到震驚。
在保守派評論員試圖將所有左翼的錯誤政策歸咎於定義模糊的「共產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不是將社會主義和墮胎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雖然大多數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可能確實支持墮胎的政策，但支持墮胎的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
相反，墮胎是更廣泛地拒絕建國理念和擁抱「死亡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們從根本上拒絕了這樣一種觀念，即自然和自然的上帝可以決定我們的任何事情。
因此，左翼無法根據先天因素提供「男人」或「女人」的具體定義。對於建構主義者來說，一個奇怪的諷刺是，身份是根據與每種性別相關的定型的社會功能來定義的，而這些社會功能又是由人類所構建的每種性別固有的物理特徵來決定的。
但是，人類重新創造特定形式的能力——無論技術多麼好可以讓它接近原始設計——永遠不會否定一個不可改變的真理，即一個神聖的創造者創造了物質並賦予了本質。
這就是科學主義的定義。不要讓「我們相信科學」的宣傳貼紙和草坪標牌愚弄你：建構主義左派的目標不是簡單地檢查、研究和破譯物理世界，從而更充分地按照自然規律生活，而是想要征服自然。
同樣的科學主義也存在於支持墮胎選擇權對基督教的攻擊中：相信孕婦可以根據自己對是否應該分娩的判斷來結束孩子的生命。用人為的現實取代自然秩序是葛蘭西和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總體目標。
如果像後者所倡導的那樣，現實真的只是物質環境的反映，僅此而已，那麼也許墮胎實際上可以被認為是「醫療保健」，性別可能只不過是形狀和功能，人性的所有其他所謂特徵都可以隨意改變。
然而，我站在美國建國理念和它所基於的基督教的一邊，並相信這個世界上有超越任何物質環境的真正道德。有鑑於此，我們也許值得記住一個人的話，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幫助這個國家實現它所基於的基督教原則（而且，我堅信，他比葛蘭西或任何其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更聰明）。
「我天生就是反奴隸制的」，亞伯拉罕‧林肯說，「如果奴隸制沒有錯，那就沒有什麼是錯的了。」
一個人有權擁有另一個人作為財產與美國的建國理念相反。這最終使它與這個國家的延續不相容。
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然秩序中，正如林肯所承認的那樣，存在真正的對與錯，那麼在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無條件地終止無辜的人的生命沒有錯，那就沒有什麼是錯的了。」
作者簡介：
多米尼克‧桑松（Dominick Sansone）是《大紀元時報》的定期撰稿人。他專注於俄中關係和美國外交政策。他的新電報頻道是 https://t.me/dominicksansone
原文「Abortion and Socialism: The Fight Against Religion」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