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代初，納粹一上台就日益勒緊政治繩索，但阿多諾並不情願離開德國。一九三四年，他為希特拉青年團的領導人施拉赫的詩寫了一篇阿諛奉承的評論，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在二十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但在申請教師資格時卻被拒絕，理由是「身為非雅利安人，你沒法感受和領會這樣一種責任」。這是何其大的羞辱。
向納粹低頭是人性的軟弱和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道德上的罪」，但是，在那個時代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不必苛責阿多諾。但當這個妥協在戰後曝光之時，它成了一個大大的尷尬。為了自衛，阿多諾把矛頭對準其死敵海德格爾，他說海德格爾的哲學跟他自己的哲學不一樣，「其最深處的內核就是法西斯主義的」。4但實際上，如果阿多諾不是猶太人，他未必對納粹思想有足夠免疫力，如同恩岑斯貝格爾所說：「在法西斯時代我未嘗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時代。」亦如正式參加過黨衛軍的格拉斯所說，他那一代人覺得，自己「要變成納粹，年齡還太小，被（納粹政權塑造），卻是足夠大了」。5
美國對歐洲逃難者足夠寬容、足夠接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胸襟如此寬廣（比地理還寬廣）的國家，尤其是牛津經歷了那些裝腔作勢的老男人們的蔑視之後，阿多諾感觸頗深。跟他先後抵達美國的，是一個龐大的歐洲知識分子社群——包括幾乎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然而，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以及眾多歐洲流亡知識分子，不僅沒有努力捍衛庇護他們的美國的憲制，反而像那個古老故事「農夫和蛇」中攻擊農夫的蛇，對美國發起狠狠的反戈一擊。他們用有毒的思想玷污和顛覆美國精神，且樂此不疲。
剛到美國後不久，在一封家信中，阿多諾已然透露出某種陰暗心理。他認為，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是德國民族性格的心理異常。它是一種普遍傾向」，他將美國拿來陪綁：「至少像在德國一樣，（法西斯主義）也出現在了這裏（美國），無論如何，比起德國的那些形式，這個半開化半文明的國家將產生的可能會有過之而無不及」。6
另一位也在流亡路上的猶太裔哲學家雅斯培的看法與之截然不同。雅斯培在一封給漢娜·鄂蘭的信中寫道：「德國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作為一個民族走入毀滅的民族。」所以，他的感受是：「現在，德國被摧毀了，我頭一回感到心安。」而另一位猶太裔美國作家索爾·貝婁則將美國視為「重塑歷史的地方」——如果逃亡在巴西的猶太裔作家斯·茨威格擁有這種信念，他或許就不會自殺身亡了。通過與歐洲的對比，美國的這種特性獲得了其道德價值。索爾·貝婁用「冷冷的直率」的語氣說，美國是一個「不會置猶太人於死地」的地方。一切盡在不言中。
阿多諾一生養尊處優，從小被父母的寵愛、書籍和音樂所浸泡。他的哲學家朋友利奧·洛文塔爾記得，阿多諾擁有「你會情不自禁愛上的生活——假如你不是非常妒忌這種美好的、受盡保護的生活的話——而且阿多諾從中獲得的自信心一生從未失去過」。他的父親是富有的酒商，母親是唱意大利歌劇的歌手——這一遺傳因子讓阿多諾成為一名業餘音樂家。湯瑪斯·曼在《小說的故事》中毫不誇張地將阿多諾形容為「智慧超卓之士」，並引用一個美國歌手的觀察：「簡直不可思議！他（阿多諾）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即便在流亡路上，阿多諾也從未忍受過一天苦日子——他在洛杉磯的公寓，即便按照美國中產階級的水準而言，也足夠「豪華」，他收藏大量黑膠唱片和水晶玻璃杯，為其新家設計家具佈置的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電影導演弗里茨·朗。與其他流亡者相比，他實在是太奢侈：艾茵·蘭德抵達美國時，父母給她的三百美元大都用於辦簽證和買船票，已所剩無幾；漢娜·鄂蘭抵達美國時，口袋裏只有二十五美元，只能在紐約一棟搖搖欲墜的大樓里租到一間狹小昏暗的小公寓——廚房是共用的。
很有意思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好幾位代表人物，比熟悉聖經更熟悉馬克思主義，卻從未體驗過「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們富足得讓人嫉恨。眼饞的劇作家布萊希特寫了一整本書來嘲笑法蘭克福學派的奇形怪狀——一九四一年的一個流亡者晚會之後，布萊希特在日記中尖刻地寫道：「在魯爾夫·紐倫堡家中的花園聚會上，我們遇到了兩個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兩個來自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個百萬富翁。波洛克來自一個只能算過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錢，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資買一個教授席位，為『研究所的革命活動提供一片陣地』。這回是在哥大……靠着他們的錢，他們養活了十幾個知識分子，作為回報，這些人要為他們提供著作，但不保證有雜誌會發表。所以不妨說『這些年來他們主要的革命義務就是為研究所省錢』。」7布萊希特後來要投奔東德共產黨政權才能過上官方作家錦衣玉食的生活，而法蘭克福學派的同仁們在他們痛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遊刃有餘。
一九四零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區期間，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作寫出了法蘭克福學派里程碑式的著作《啟蒙辯證法》——從納粹的野蠻主義這一史無前例的文明倒退出發，質問和批判歐陸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史，全盤重新闡釋西方文明的發展，奠定了「批判理論」在當代西方思想體系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零年，阿多諾出版《威權主義人格》一書，該書對美國心理學及整個社會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書中將傳統美國（清教徒文化）有關性別角色和性觀念的看法重新定義為「偏見」——即「基督教、資本主義和父權專制家庭在社會中的存在，造成了容易產生種族偏見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性格」、「如果不剷除這些罪惡，另一場大屠殺可能會在美洲大陸發生」。阿多諾將「威權主義人格」看做是導致歐洲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傳統，而忽略了法西斯主義本身是激烈反傳統（特別是反基督教）的一種現代意識形態——這種論述方式類似於共產黨的大批判手段。如今，「法西斯主義」成為極左派抹黑異見時最常用的字眼，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
阿多諾及法蘭克福學派其他學者通過出版有關心理壓抑的著作，從經濟學（馬克思）轉向心理學（佛洛伊德）。他們將社會割裂成兩大主要群體：壓迫者和受害者。比如，他們認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社會角色實際上是「壓迫者」定義的性別差異，性別在現實中其實是不存在的，它僅僅是一種「社會建構」。這樣的理論對女權運動來說非常好用。
阿多諾從未認為自己能融入美國、成為美國人。戰後，他很快如英雄凱旋般回到德國，從此將美國拋到身後。然而，他的思想觀念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卻日盛。
一九五零年代，是美國的單純、浪漫和金色時代，是傳統因素在美國社會中佔據文化優勢的最後一段時期。艾森豪威爾的美國，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開國先賢們的那個美國。美國擁有成千上萬的小鎮，在那裏，托克維爾的世界完好無損，對自身和自身的價值充滿純樸天然的自信。愛國主義受到尊重，人們見到國旗、聽到國歌會舉手敬禮。「美國生活方式」是一句讚揚的話，意味着郊區大宅和海灘度假。每一年都能見到逾四百萬嬰兒出生。艾茵·蘭德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剛剛出版，國家航空航天局完成組建，州際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美國在每一個領域都登上了世界之巔。那是「自由國度」的一個經濟鼎盛時期。
那個時代，上進是人們的目標。商業上的成功受到人們的鼓掌喝彩，被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當艾森豪威爾任命通用汽車領導人查爾斯·威爾遜為國防部長時，後者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說：「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對通用汽車也有利，反之亦然。」沒有一個參議員持異議，提名全票獲得通過。8這種兩黨一致的情形，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
那麼，信心、自豪和責任感這些美國特質，後來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破壞這些特質的是貓王和伍迪·艾倫嗎？是搖滾樂、大麻和愛滋病嗎？西方文化的衰敗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作為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一個鬆散思想宗派的法蘭克福學派，對此難辭其咎。9
一九六零年代是一個全球（甚至包括美國自己）仇美、反美、造反和革命的年代。六零年代的左派青年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抗世界，幾乎都仰賴阿多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師們的講課與書寫。
阿多諾影響之深，使許多作家與學生都熱愛引用其思想與文本，試圖像他那樣以奧秘又帶着詩意的語言提出穿透社會的理論。德國媒體創造了一個新的德文字形容這種風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諾的、帶着阿多諾風格的。阿多諾的讀者包括所有想借着社會學之眼看穿當代資本主義與文化工業運作模式的知識渴求者，蘇珊·桑塔格從學生時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國思想，她說：「阿多諾的一冊文集，便等同於一整個書架研究文學的書。」
當然，戰後的德國為阿多諾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戰爭期間他在美國舒適的流亡成了他的一大資本，讓他有資格定義戰後德國思想的走向。阿多諾的學生克勞生形容老師是「最後一個天才」，柏林大學思想史教授菲爾許更形容戰後聯邦德國知識分子及學生受阿多諾影響之深，使得聯邦德國幾乎就是「阿多諾聯邦共和國」。當時在阿多諾課堂上的學生、哲學家和作家波克曼在一九六四年寫給朋友的信里，稱阿多諾為「我們的主與我們的大師」。此說法稍嫌誇張，但不可否認的，當時阿多諾在法蘭克福的居處——克騰霍夫路一二三號——堪稱學生們心中的學術神殿。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