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很享受這種帝王般的待遇——至少在課堂上。他寫信告訴友人，學生們對哲學如饑似渴，使他相信，儘管德國永遠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國只能作為東方和西方政治列強的雙重附屬物得以倖存」，但德國文化可以再度繁榮，德國可以保持「文化大國」的優勢。11
然而，在左派的世界裏，從來都是「沒有最左，只有更左」，「弒父」是左派的天性。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席捲西方世界，激進學生組織「德國社會主義學聯」揮舞着盜印的法蘭克福學派經典文本，搶佔政治舞台。激進學生從老師們那裏得到啟示——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具有對應關係，於是他們採納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條（Antifa），並自認為是一場新抵抗運動的一部分。此時此刻，批評青年學生「用燃燒彈來實現自己理想」的阿登納被譏諷為保守派，遭到一群女學生當面羞辱（沒有中國的老師那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已是不幸中的萬幸）。此前宣揚「只有擾亂既有秩序，人們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的阿多諾，如今自食其果，他召來警察驅逐學生，試圖重建課堂秩序。由此，他與學生的關係徹底破裂。一九六九年，阿多爾諾鬱鬱寡歡地客死瑞士。
法蘭克福學派與奧地利學派的對峙：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死敵，還是一丘之貉？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由於世界工人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如果歐洲爆發戰爭，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資產階級，從而引發一場共產主義革命。然而，等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時，無產階級不僅沒有發動一場革命，反而穿上軍裝奔赴戰場，為各自的國家而戰，將子彈射向原本屬於同一階級的敵國士兵。
戰爭結束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捫心自問：「問題出在哪兒？」當時有兩位赫赫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和盧卡奇——不約而同得出結論：歐洲工人階級受了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成就的蒙蔽。他們推斷，直到二者皆被摧毀，共產主義革命才有可能發生和成功。
葛蘭西為意大利革命者，遭墨索里尼囚禁，一九三七年死於獄中。他提出「文化霸權」作為階級統治手段的理論，認為在進行任何政治革命之前，必須創造一個新的「共產主義人類」。他極端敵視基督教：「只要工人們還有一個基督徒靈魂，他們就不會回應革命號召。」所以，發動革命之前，必須打倒基督教。
盧卡奇出生於一個匈牙利銀行家的家庭，擁有法學和哲學兩個博士學位，其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使他被公認為自馬克思以來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隨着一戰的推進和俄國革命的爆發，盧卡奇在布達佩斯帶領的星期天小組轉向激進的政治哲學。12他像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一樣，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人類的希望。
盧卡奇認為，「要想產生新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必須摧毀現有的文化」。他指出，「我把革命摧毀社會看作是解決時代文化矛盾的唯一辦法」、「要想實現全球的價值觀顛覆，沒有革命者消滅舊有價值觀並創造新價值觀是不可能的」。俄國革命爆發之後，他評論說：「恐怖在社會主義意義上是合法的，所以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真正體現。」而且，「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基礎——是一種超驗的體驗，舊規則不再適用了」。13
一九一八年，盧卡奇當上了曇花一現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負責文化和教育事務的人民委員。他意識到，如果家庭單位和性道德受到顛覆，社會便會解體。於是，他實施了一項專注於這兩個目標的政策，他稱之為「文化恐怖主義」——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兒童思想為目標，通過宣講活動鼓勵他們拒斥基督教倫理。庫恩領導的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很快覆滅，盧卡奇流亡維也納，然後流亡莫斯科，在蘇聯期間成了斯大林的吹鼓手。
一九二三年，在法蘭克福舉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習周」上，盧卡奇遇到年輕富豪、馬克思主義者菲力克斯·韋爾。韋爾對盧卡奇從文化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很有興趣，決定贊助成立一家新的馬克思主義智庫。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作為德國第一個學術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正式成立。它以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為藍本，聚集在這裏的學者們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該研究所確定的核心工作是：繼續做好《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文庫》的編輯出版工作，該文庫被視為「聯繫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橋樑」；加強與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聯繫，共同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並從事哲學取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一九三零年，霍克海默來到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並出任所長。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弗洛姆等先後來到這裏，使得法蘭克福學派呈現出某種「星叢」般的思想體系。
早年，該學派以其復興馬克思主義中的「異化」概念而著名（在文革結束後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也使用「異化」這一概念來批判毛澤東和文革，這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自保策略），他們認為「異化」是現代生活的產物。由此，他們發展出最持久的先入之見：試圖使弗洛伊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聯姻。14
而該學派的「批判理論」，其實是一場語義學遊戲，其內容非常簡單：在西方社會，每一個成員都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宰制，西方文化的每一根支柱——家庭、教會、民主、普通法、言論自由等——都應當被推翻。15
由於斯大林的暴政逐漸為世人所知，這批德國學者感到有必要跟於蘇維埃官定的「列寧—斯大林」版的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他們便自稱「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亦稱「文化馬克思主義」——其實，這是自欺欺人，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會局限於文化層面，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是其不二法門。
當「文化馬克思主義」即將成型之際，一九三三年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大選中獲勝，希特拉上台執政。在納粹高壓下，這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無立錐之地，遂流亡美國，落腳東西兩岸的加州和紐約。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林德介紹，霍克海默與該校校長商討社會研究所遷址問題，哥大校長爽快地答應給他們可免費使用幾年的房子。一九三四年九月，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哥倫比亞大學鳳凰涅槃——哥大原本就是常春藤名校中最左的大學，如今迎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是錦上添花，還是雪上加霜？正是哥大為這群居心叵測的流亡者提供了物質基礎，他們才得以磨刀霍霍，向美國的文化傳統發起猛烈攻擊。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僅可以批判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批判資本主義，是一件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他們表面上反對的是肆虐德國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實際上反對的是美國憲制和清教徒傳統。這是他們的暗度陳倉之計。在美國不需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美國和英國是西方國家中極少數對法西斯主義有強大免疫力的國家。在一九三零年代，法西斯主義是歐洲的病症，正如共產主義也是歐洲的病症。在美國高調反對法西斯主義，如同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在智力上是偷懶，在道德上是虛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