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她最討厭政治，不想與政治沾邊，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卻往往讓人佩服。細細縱觀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沒有出過大的差錯。
香港哈耶出版的《張愛玲的閨密》披露了張愛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態的狀況，以及她逃離中國大陸的經過。
在張愛玲出版的《傳奇（增訂本）》在書前寫了一個《有幾句話要同讀者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着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的家長之外仿佛我沒有解釋的義務。所以一直緘默着。
這麼清楚的立場，可見她決不是如有人說的那樣政治白痴。這就不難理解她在1952年能夠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勢，及時離開險地的行動，也成為了後來的馬思聰等人的榜樣。
1949年5月27日，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時，張愛玲的心理與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樣是一種茫然。《張愛玲的閨密》：張愛玲對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學就很看不慣，本能的反感，從內心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時候左翼的進步作家寫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眾講話，為百姓訴苦訴冤，是人民大眾的文藝，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歡迎。但是張愛玲覺得社會輿論又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左派文學「診脈不開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眾不幸的藥方，如果非要這些作家開方，就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
「現在的知識份子談意識形態，如同某一時期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
在這時，張愛玲已經知道她不得不改變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環境，最擅長的題材，自己還能寫什麼呢？在以前有朋友曾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她想了一會兒，說：「不會。要未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從旁人那裏了解到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們並不算是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在這一時期，他以「梁京」為筆名在上海《亦報》上以連載形式發表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小艾》。《十八春》是她一生中第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從男主角沈世鈞的立場回憶往事，以沈世鈞與顧曼楨的悲歡離合為軸心，描寫幾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婚姻在亂世睽隔中陰差陽錯。世鈞的良善和軟弱，曼楨的痴情和不幸，還有曼璐的自私，祝鴻才的無恥，書中的主要角色，體驗了亂世的甜酸苦辣，最後為擁護新政權、貢獻新國家在東北大團圓。
雖然有情人都未成眷屬，令人惋惜，卻各有所配，從此走向新生。全書共十八章，男女主角和相關人物也離離合合了十八個春天，正暗合傳統京劇《汾河灣》的舊典。《十八春》表現的固然是兒女私情，卻也明顯糾纏着政權更替國家重建的大歷史敘述，是宗法「蒼涼」、主張「參差的對照」、一直致力於雜陳歷史的張愛玲在小說創作中處理虛構敘述與歷史進代關係的一種新嘗試。以至有論者認為《十八春》聯結着兩個時代，聯結着兩個張愛玲；一個以往的張愛玲和一個可能有的新有張愛玲。
意料之中卻又在意料之外，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儘管當時「梁京」還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字，但是很多熟知張愛玲的讀者從《十八春》的寫作手法、技巧和作品風格可以猜知，「梁京」即是張愛玲。金宏達曾在《再看〈十八春〉（及〈再生緣〉）》中這樣說，「讀《十八春》讀出原來的張愛玲」。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報紙上連載的時候，張愛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請她出席上海市一屆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的請帖，她有點不知所措，是誰出面要邀請自己呢？她不知道，邀請她的正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戰勝利後由重慶回到上海，就聽說淪陷期間文壇出了個張愛玲，他找來張愛玲的許多作品讀了，很欣賞張愛玲的文采，又看到報上連載的《十八春》，以及張愛玲編劇的《不了情》、《太太萬歲》等影劇，覺得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眾議，邀請她來出席會議。
張愛玲在上海的公寓舊居，坐落在靜安寺附近一個熱鬧的十字街頭，常德路195號，常德公寓。那是一幢被粉刷成粉色的大樓。這種粉色已經陳舊得有些發黑，像被遺忘了的、因為已經過期而顯得發黑的粉餅。粉色的外牆鑲嵌着咖啡色的線條，使這幢大樓看上去愈發古舊。張愛玲首次參加了黨組織的大會，她穿着緊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網眼的白絨線襯衫，這對她自己來說是極平淡素雅的裝扮，與她自己從前的絢爛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說是脫盡鉛華了。但是在這會場上黑壓壓一片灰藍的中山裝中，她的這身裝扮還是顯得很突出。張愛玲坐在最後一排，她只是聽聽而已，並沒有發言。但是她不難感受到大會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歷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困惑不已。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到1951年底時，政治的氣氛似乎更濃了，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號召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後，這個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大到整個知識界和文藝界。所有的知識份子都毫不例外要進行思想改造，像張愛玲這樣從淪陷區、國統區過來的舊知識份子當然更得「改造」了。這時的張愛玲，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政治白痴，她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未來的危險。她預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脅。她說她怕交響樂，因為這交響樂像政治，
「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個人的聲音都變成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她心中湧出一個念頭：出走。《張愛玲的閨密》：香港大學復校的消息傳來，張愛玲就寫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學去詢問能否繼續因戰爭而中斷的學業，很快香港大學校方就答應了她。後來夏衍知道時，一片惋惜之情，卻又不置一辭。這樣一個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損失，但留下來，以後能否繼續寫她的小說都很難說。她擔心夜長夢多，因此，她對誰也不說，只有和她朝夕相處的姑姑知道。臨走前，她與姑姑相約，為避免以後的麻煩連累姑姑，一走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愛玲保存，這樣，相依為命的姑侄二人就從此決別，永遠沒有了相見的一天。她一人由上海到廣州，再由廣州乘車到深圳，通過羅浮橋，對面就是香港了。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中國大陸。通過海關檢查時，她內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證上用着化名，海關檢查人員大概是她的《傳奇》和《流言》的忠實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就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張愛玲一驚，不知該怎麼回答，只是戰戰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她緊張到了極點，生怕被扣下來。誰知那人竟非常和藹地笑了笑，不再檢查就放她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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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附：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的下場
文革開始後被打倒和批鬥
1965年初，文化部整風結束，夏衍被正式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長職務，從此賦閒在家。他染上了神經性皮炎，全身奇癢無比。這一年4月，一位友人離京前來向夏衍告別，走進夏衍位於北京南竹竿胡同的家時，只見原本熱鬧溫馨的四合院裏空落冷寂，夏衍孤獨而平靜地坐在一間空屋內，原本充滿了兩三間房屋的書籍不見了，牆上的名人字畫和書桌上的兩架電話也不見了，屋子裏連一張報紙也沒有，令人惻然。1966年2月，夏衍病體稍愈，即遵照組織安排，赴山西介休參加農村「四清」運動，不久又因病回家。4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上街。夏衍在劫難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