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瞿秋白、楊之華與女兒瞿獨伊在莫斯科。
「我始終不明白，儒雅的書生和壯烈的革命者，哪一個是我的父親？」在新華社2016年的微紀錄片《紅色氣質》裏，95歲的瞿獨伊低頭凝視着老照片上父親瞿秋白36歲的年輕面容，喃喃自語。
歷史學者雷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瞿獨伊有此一問，說明她讀懂了父親。
2021年11月26日，瞿獨伊在北京病逝，享年100歲。在她去世前幾個月，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前夕，她獲得了由中共中央頒授的「七一勳章」。
「偽作」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這是瞿秋白獄中絕筆《多餘的話》的開頭。歷史學者陳鐵健說，人們對《多餘的話》的認知和接受的過程，折射了政治與心靈的糾纏、政治倫理與人性觀念的矛盾。而這種糾纏和矛盾，折射在瞿秋白唯一的後人——瞿獨伊身上，或許就只有用「命運多舛」才能形容。
這種命運起伏，從她的少年時光就開始了。從7歲到20歲，她大部分時光是獨自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度過的。1935年秋，14歲的她從蘇聯《共青團真理報》上看到了瞿秋白犧牲的消息，當即痛哭昏倒。1941年，她隨母親楊之華離開莫斯科回國，途經新疆時被軍閥盛世才逮捕，四年後才和獄中多位共產黨員一起被營救出獄，回到延安。
1946年，是她少有的幸福時光。她和母親出獄了，母親擔任了中央婦女委員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婦委書記，她也入了黨，並和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華通訊社工作。更重要的是，父親的名譽得到了恢復。
瞿秋白在陳獨秀之後擔任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曾被認為是「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代表，後又被批為犯了「調和路線錯誤」。1945年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為他作了結論，明確提出：「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在延安，毛澤東請從新疆監獄出來的朱旦華和楊之華吃飯，瞿獨伊也在場。談到瞿秋白，毛澤東安慰楊之華：「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經對他的問題作了結論了。」
1999年1月18日，瞿秋白紀念館新館落成之日，瞿秋白女兒瞿獨伊（中）、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鐵健（左）與館長趙庚林合影。
路線問題解決了，但《多餘的話》似乎總從遠處投來一道若有若無而又巨大的陰影。
《多餘的話》最早見於1935年，國民黨「中統」創辦的上海《社會新聞》選登了其中三節。1937年三四月間，上海《逸經》半月刊分三期全文發表。
在這篇近兩萬字的訣別之作中，瞿秋白極其犀利地解剖了自己，無情暴露了自己內心中的灰暗。他稱自己成為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自己其實只是一個「半吊子文人」，一個脆弱的二元人物，無產階級意識始終沒有真正戰勝紳士意識，十幾年來如同一個「戲子」在扮演角色，枉費一生心力在自己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像他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尤其是空洞地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早就應該被開除黨籍，應該被認為是叛徒的一種，他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七八年來，他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現在只想要休息。「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
但這兩本刊物都沒有發表《多餘的話》手跡，因此，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黨內和左翼文化界都寧信其無，稱其為「偽作」，或至少是被「篡改」過的。
丁玲後來回憶，自己第一次讀到《多餘的話》是在延安。她曾是瞿秋白當年在上海大學的學生和摯友，張聞天告訴她，一些人認為這篇文章是偽造的。她從中宣部圖書室借來《逸經》，讀後感到那種語言、那種心情都是她所熟悉的，讓她既非常難過又非常理解。她相信，這就是瞿秋白寫的。
不知丁玲當時是如何回應的，但瞿秋白家鄉常州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李文瑞曾著文回憶，1955年初夏邵荃麟、葛琴夫婦和丁玲都在太湖華東療養院療養，他去看望他們，散步時談起《多餘的話》，丁玲很激動地說：「肯定假的！國民黨的造謠專家多得很，造謠當然要造得像，否則也就不能騙人了。」
李文瑞還回憶，1958年5月楊之華來常州掃墓，與葛琴散步談心。說起《多餘的話》，楊之華沉默良久，才一聲嘆息：「我堅決認為那是假的。要是真的，國民黨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一定會把手跡公佈出來的。」葛琴回答，大家都認為是假的。
或許因為始終存在這樣那樣一些議論的潛流，出於審慎，毛澤東1950年12月31日為馮雪峰主編的《瞿秋白文集》寫的序言最終沒有收入書中，直到30年後陳鐵健等重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才在檔案館裏找到。這篇序言寫道：「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
1955年，瞿秋白就義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遺骨從福建長汀遷到北京，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儀式很隆重，周恩來親自扶棺，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作瞿秋白生平報告，稱其為「中國共產黨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
1957年，瞿獨伊與李富春女兒李特特、羅榮桓女兒羅玉英等一些高幹子弟被調入中國農科院工作。
瞿獨伊和李特特同為留蘇背景，關係格外密切，時常相會，過年也要買一樣的衣服穿。但她們的個性相反，李特特性格開朗，愛穿大紅色衣服，瞿獨伊則內向沉靜，衣着樸素。
「大躍進」結束後，瞿獨伊從農科院情報所調入農科院作物育種栽培研究所。當時在作物所發育生物學系工作的黃佩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所領導帶着瞿獨伊到各個科室，向大家作了介紹。瞿秋白是歷史書上如雷貫耳的名字，大家都對他的女兒的到來感到新奇，對她很尊重，她也很謙和。
60年代初，瞿獨伊擔任了作物所生理生化室副主任，主要做俄語資料翻譯工作。
1964年周時佳分配到作物所所長辦公室工作，她回憶，那年瞿獨伊的丈夫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後她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又因病早逝，組織上讓她休養了一段時間。
不久，瞿獨伊等被派到江蘇省鹽城地區大豐縣搞「四清」。這時政治形勢已日趨緊張，很快瞿秋白在身後又將被捲入他最想遠離的政治漩渦了。
「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
事情的一個導火索是，1962年司馬璐所著《瞿秋白傳》在香港出版，其後附有《多餘的話》全文。毛澤東提出要看，看後對陸定一說，實在看不下去，問陸定一有沒有瞿秋白親筆寫的《多餘的話》。
陸定一說，還在解放前，國外有人聯繫中共方面，稱手裏有《多餘的話》原稿，問他們要不要買，李克農來問陸定一，陸定一說這是偽造的，不買。但陸定一也曾聽周恩來說，他見過（註：可能指真跡的照片），確實是瞿秋白的筆跡。
毛澤東聽後說：「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志敏烈士。」
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引起學術界一片批評之聲。但毛澤東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支持戚本禹的觀點。他質問周揚：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從1954年起，根據湖南省公安廳上報的參與殺害瞿秋白的兩名案犯的口供材料，公安部十三局組織專門力量，歷時十年，於1964年10月完成了《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查清了瞿秋白就義的前後經過。但此時政治形勢已變，報告被束之高閣。
「文革」開始後，對瞿秋白的批判升級，《多餘的話》被批為「叛徒自白書」。1967年，造反派組織的《討瞿戰報》開始出版。《多餘的話》逐漸流傳開來，被說成是「乞哀告憐」「宛轉求生」「投降變節」「出賣革命」等等。
1967年，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的瞿秋白墓、瞿秋白母親金衡玉在常州的墓地、父親瞿世瑋在濟南南郊的墓地都被紅衛兵砸毀。楊之華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關進秦城監獄。
瞿獨伊也被扣上「叛徒、軍統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員」的帽子。1967年5月，她和農科院幹部顏翠柏被造反派關了半年「牛棚」。
顏翠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牛棚設在農科院老辦公樓二樓，屋裏放了兩張單人床。她們每天要寫檢討，交待「犯罪事實」，每日三餐之前要先向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請罪，上廁所都有人跟隨。
瞿獨伊每次受完審回來都很疲憊，但從不抱怨，還堅持做操鍛煉。顏翠柏曾通宵被鬥，一隻耳朵被打聾，瞿獨伊勸她：「黨的領導是正確的，這是一些人在執行過程中歪曲了黨的政策，黨終究是會作出糾正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不久，農科院職工集體下放，其中作物所、蔬菜所、氣象室下放到北京市農科院。瞿獨伊、謝毓男、賀菊美等人住在二號宿舍樓的二層，一層住了十幾戶，瞿獨伊獨自一人住在最陰冷的西北角。
每四戶共用一個廚房，但沒有瞿獨伊的位置，她就在樓道里用煤爐做飯。她的煤爐總是生火困難，弄得煙霧繚繞。賀菊美是瞿秋白家鄉常州人，總是讓瞿獨伊從自己的煤爐里取火煤生火。除了賀菊美和謝毓男等少數人，大部分同事都對她避之不及。
那時，在秦城監獄的楊之華已罹患癌症，卻無法得到醫治。一天，專案組突然交給瞿獨伊一封信，是母親寫的，說犯病了，監獄裏缺少「脈通藥」。瞿獨伊認為這是提示她給中央寫信的雙關語。
瞿獨伊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探視母親，並允許母親就醫。不久，楊之華被送到醫院治療。
1973年秋，瞿獨伊終於獲准首次探視母親。10月，楊之華獲準保外就醫，但出來第三天就去世了。
複查
粉碎「四人幫」後，瞿獨伊開始為瞿秋白的平反而奔走。
她拜訪的第一位老前輩是中宣部原部長陸定一。當時陸定一剛被解放，住在北京醫院，他向瞿獨伊講述了自己所知的瞿秋白被定為「叛徒」的經過。
她又拜訪了中組部原部長安子文。安子文告訴她，1963年初劉少奇在家中向十來個人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說瞿秋白是叛變了，中央將在適當的時候公佈。後來下面的人議論，認為這個決定不怎麼公道。
廖承志是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好友，早在「文革」時期就關心着他們的平反問題。瞿獨伊去北京醫院探望廖承志，他說：「獨伊，你應該寫信給黨中央，要求給你父親平反。」
瞿獨伊又去看望陸定一，把廖承志的意見轉告了他。過了幾天，他把瞿獨伊找去，告訴她自己已給中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和常務副書記黃克誠寫了一封信，請求複查瞿秋白的案子。他把信的底稿給瞿獨伊看，囑咐她趕快給中央寫信。
瞿獨伊回家後馬上給中央寫信，請求為父親作結論。瞿秋白的胞妹、在杭州的瞿軼群也給陳雲寫了同樣內容的信。
1979年5月，中紀委成立了八個專案組，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陳毅、瞿秋白的冤案以及康生、謝富治的問題同時立案複查。瞿秋白問題複查組又稱「八組」，由五人組成，孫克悠任組長。
6月18日，時任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複查組還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陳鐵健參加複查工作。
陳鐵健於1979年3月在《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重評〈多餘的話〉》，公開為瞿秋白和《多餘的話》正名。他寫道，《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無損於烈士的革命大節，其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過這篇發自肺腑的自白，人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作者靈魂深處某些本質的東西。
文章刊發後，在歷史學界一石激起千層浪。正在吉林大學歷史系讀大二的雷頤讀到後十分震動，他在「文革」時曾在紅衛兵小報上讀到過《多餘的話》，也知道那時中央還沒有為瞿秋白平反的跡象。
1979年6月，陳鐵健到福建才溪參加學術討論會，主持者執意要他講瞿秋白，好對他發起「圍攻」。頗為戲劇性的是，就是在「圍攻」的會上，他接到了社科院轉來的中紀委的通知，要他即日趕赴上海，與「八組」會合。
陳鐵健回憶，複查組從原國民黨檔案中找到了《多餘的話》的一個手抄本，是用鋼筆抄寫在福建出產的豎十行紅格紙上的。據原來看押瞿秋白的國民黨三十六師人員回憶，他們當時根據原稿，用鋼筆謄抄了兩份，分別報送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駐閩綏靖公署。三十六師參謀長向賢矩在請示師長宋希濂後，根據瞿秋白生前的要求，將原稿寄給了瞿秋白的一位親友。無疑，這就是《多餘的話》手跡沒有問世的原因。
複查組推論，他們現在從檔案中找到的抄件，極有可能就是兩個抄本中的一個。此前流傳的《多餘的話》都轉載自《逸經》，經比對，這個印刷版沒有改動和添加，只是漏掉了兩處共五段文字。至此可以確認，《多餘的話》確係瞿秋白親筆所書。
1980年1月，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央的《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複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
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並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但瞿秋白的平反問題未在這次會上討論通過。
對此，瞿獨伊感到難以接受。她打電話給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問為什麼父親的平反文件遲遲沒有下來，王任重說，是因為毛澤東定的12號文件不好改。孫克悠也曾說，12號文件給瞿秋白的平反造成了巨大障礙。
12號文件即中發［1972］12號文件，是「文革」中影響最大的文件之一，它轉發了毛澤東1971年八九月間出京巡視期間同各地負責人的多次談話，作為「批林」材料傳達到了每一個基層單位。談話內容多與「黨的歷次路線鬥爭」有關，談到瞿秋白時毛澤東說：「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中紀委複查組曾在上海召開了20來人參加的座談會，受此啟發，瞿獨伊想在北京也張羅這樣一個座談會。她去找了周揚、賀敬之、林默涵，均得到支持。
經由中國文聯向中宣部寫報告，並報中央書記處批准，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等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行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座談會，有300人參加。周揚作了《為大家開闢一條光明的路》的報告。譚震林發言說，鄧小平不久前說過，我們黨內領導同志只有瞿秋白不搞家長制。李維漢也作了類似發言。
李維漢是「八七會議」後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三個常委之一。他曾回憶，那時大家普遍認為「左」比右好，「左」是站着鬥，右是跪着降，這種認識在黨內形成了輿論，這就成為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動力。他說，瞿秋白是一個正派人，沒有野心，能平等待人，不搞宗派主義，弱點是在接觸實際上有點教條主義。
經過這些工作，1980年10月19日，中央批轉了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明確宣佈：《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餘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由此，正式為瞿秋白平反。
重讀《多餘的話》，雷頤逐漸開始理解它。《多餘的話》末尾提到屠格涅夫的《羅亭》（當時譯作《魯定》）等幾部名著「很可以再讀一讀」。雷頤覺得，瞿秋白與羅亭十分相像，很可能是從《羅亭》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命運。
19世紀俄國文學中有一種貴族知識分子，被稱為「多餘人」，出自屠格涅夫的《多餘人日記》。羅亭就是這樣一位貴族知識分子，他嚮往民主自由，熱情洋溢地談革命談理想，但是性格里又有軟弱的一面，追求愛情卻沒有義無反顧的勇氣。
屠格涅夫為羅亭安排了一個突兀的結局：他離開莊園後四處漂泊，致力於改革社會，卻屢遭失敗，最終在1848年革命失敗關頭死於巴黎巷戰，臨死時手裏還握着一面紅旗。
「小獨伊」
瞿獨伊1978年從農科院調回新華社國際部，1982年離休。晚年，她獨自居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套三居室，客廳南牆掛着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合影，東牆上掛着女兒繡的巨幅十字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她常說，自己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了解歷史」。
她和女兒李曉雲一起編輯了《秋之白華》，收錄了父母之間的書信。在那些書信中，瞿秋白是一個熱烈奔放的愛人，溫柔憐惜的父親。
瞿秋白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和此後常駐共產國際的兩年期間，楊之華帶着瞿獨伊也來到莫斯科。瞿獨伊愛吃牛奶渣，瞿秋白下班回來路過店鋪時總是買一些回來，每隔一星期送去兒童院給她吃。夏天，他們在樹林裏采蘑菇，瞿秋白畫圖摺紙給她玩。
瞿獨伊是楊之華與前夫所生，但在她心中，瞿秋白才是她的慈父。她最後一次見到瞿秋白時才9歲，在她已經模糊的記憶中，父親戴着眼鏡，面容清瘦，話不多，很溫和。母親讓她叫「好爸爸」，他則管她叫「小獨伊」。
瞿秋白在1929年2月26日給楊之華的信中寫道：「好愛愛，獨伊如此的和我親熱了，我心上極其歡喜，我歡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齊整的笑容，這是你製造出來的啊！好愛愛，親愛愛，我每天總是夢着你或是獨伊。夢中的你是如此之親熱，全身投入到我的懷中，和獨伊投到你的懷中一樣。」後面畫着瞿獨伊牽着一隻雪兔的幾筆塗鴉，旁邊寫上幾句：「獨伊，我畫一個你，你在笑。為什麼笑呢？因為你想着：你是好爸爸和姆媽兩人生出來的。」
瞿秋白在信中給瞿獨伊畫了一幅小像，旁邊寫道：「獨伊，我畫一個你，你在笑。」
瞿獨伊一直保存着父母1930年8月1日回國途中從柏林寄給她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藍色勿忘我花，正面用中文寫着「獨伊」，背面用俄文寫着「送給獨伊」，落款是「媽媽」，但瞿獨伊看得出，中俄文都是瞿秋白的筆跡。
1930年8月1日，瞿秋白、楊之華在歸國途中，從柏林寄給留在蘇聯的女兒瞿獨伊的明信片。
很多人都回憶，瞿獨伊喜歡跳舞。
很長一段時間，她每周要去萬壽路的老年交誼舞俱樂部兩次，天氣好時還喜歡去玉淵潭公園與老人們跳交誼舞。71歲時，她代表新華社參加北京市老年交誼舞大賽，拿下探戈、華爾茲、「平四」三項冠軍，還獲得過北京市中老年交誼舞甲組冠軍、老年模特賽個人組冠軍。在開國元勛合唱團成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90歲的她還即興來了一段新疆舞。
她每年都會和當年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小夥伴」聚會，用俄語交談敘舊。胡喬木之女胡木英90年代末在這樣一個聚會上與瞿獨伊相識。她發現，只要有音樂響起，瞿獨伊就會旁若無人地跳舞。
2006年，胡木英擔任會長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籌拍文獻紀錄片《延安兒女的故事》，瞿獨伊領唱了片頭的《國際歌》。
她的父親瞿秋白是這首歌的中文譯者。最後時刻，他也是唱着這支歌，酒畢徐步刑場，盤膝坐在草坪上，對行刑者點頭說：「此地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