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之後的第二年，「大躍進」剛開始上馬時的事，距今已有近五十年了。
當時全國剛經過了反右派運動，知識分子受到極大的震懾，接着全國就開展了熱昏似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即所謂的「三面紅旗」的政治運動。全國「敲鑼打鼓」地進入了社會主義。農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後來報上報導說出現了畝產萬斤糧、十萬斤糧，喊的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飽飯，鼓足幹勁搞生產」、「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城市裏則是解放初剛出現的公私合營企業的全面收歸國有。發明了小高爐，好好的鐵門、鋼窗都拆去重新煉鐵，城裏城外都燒得一片通紅，腦子發熱的年頭。唱的是「趕上那個英國用不了十五年」，而其實離大批餓死人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只有一步之遙了。
就在此時還開展了大談共產主義的學習活動，想像着共產主義的美景就要到來，要大家講出自己對共產主義的想像和信念。當然右派分子都已被剝奪了人民的身份，沒有幻想和議論共產主義的資格，但仍須參加學習聽取革命群眾的發言和議論並聯繫自己在大鳴大放中「向党進攻」的言行作檢討、自我批判自己過去的錯誤言行。右派們（包括我在內）參加學習是為了受教育、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和「挽救」，轉變自己的反動立場，爭取人民的寬大，回到人民隊伍來。我們是敵我矛盾被寬大地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應該對黨和人民表現出誠心的感激。因此在小組會上我總是最後才發言，內容也就是聯繫自己在「大鳴大放」時「向党進攻」的「反動言論」再痛罵自己一頓，表個態認罪，今後要「夾緊尾巴做人」。不那麼表態是通不過的，會被認為還在負隅頑抗和翹尾巴。在絕大多數人看來，右派應該像個右派的樣。
不過我所處的位置也有好處，因為我實際上對大談共產主義活動是個局外人，正好可以冷靜地觀察和看待周圍發生的一切，不必去對談論共產主義浪費精神。其實我也從來沒有對自己能見到共產主義抱過任何幻想。回憶起來當時有些「革命群眾」的發言實在天真得很。從我看來他們中的某些人好像有一種逃過了反右派運動那一劫的輕鬆感——從我看來他們有點輕骨頭——那麼嚴峻的形勢，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還幻想着要什麼有什麼。幾乎所有的革命群眾的發言都想像到了那時要什麼就有什麼，不論要多少都可以不必花錢就到手。因為不是說了按需分配了嗎？他們想的是只要我感到需要，到了共產主義就應該能夠得到。
有人天真地問「假如我想要個照相機，就能分配給我一隻嗎？」那個年代把家裏有隻照相機看得神乎其神，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於是就有「正人君子」出來開導說：「你又不會照相，你要那照相機幹什麼呢？那就不是需要，而是浪費。說的是按需分配，是要有真正那種需要的才分配。而不是……」。那意思似乎是說到了共產主義要求分配個什麼還要有個申請和審批的手續？要按當時人們的窮想法衡量一下理由是否充足，是否真正有此需要。也許還需要「走走關係」才能分配到。而沒有想到今天雖然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幾乎還無限遠，我全家已有了五、六隻照相機，連小孩子也可以玩得上了。
由於貧窮，當時人們的想像力實在太低了。討論中還有一些人們意見不統一的想法，譬如，到了共產主義街上有沒有商店？因為已經按需分配了，還要商店幹什麼？如果沒有商店，街上是個什麼樣？如果有商店，商店收不收錢？那時還用不用得着貨幣？等等。這些問題誰也無法說得清，離開共產主義也實在太遙遠了。而在大談共產主義中群眾所想到的主要是這類問題。想天天像這樣不着邊際地爭論，說是能提高人們的覺悟，就能使共產主義早日實現，不知道是哪個聰明人想出來的。一位平時在看書、備課或批改學生實驗報告時喜歡吃點零食的女教師還談了她的有趣的想法，她想像到了共產主義每一家食品店都可以走進去拿起來吃就行，還可以帶回家不必付錢。
正在人們腦子裏對共產主義有不少搞不清的疑問時，上面傳達說星期六下午——那個年代規定的政治學習聽大報告的時間。校黨委龐書記要在大操場上作一次全校性的大談共產主義的輔導報告。全校的教師職工和各附屬醫院的人員都奔走相告，人們渴望着早點弄清這些日來爭論不清的疑問，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樣的，到時都來了。每人帶只小凳子或就地撿兩三塊磚頭襯張舊報紙當作凳子用。大操場裏坐得滿滿的。大家都想聽聽這些日來大談共產主義中有爭議的疑問，對此書記又是怎麼個說法的。幾個大教室里還有全校的學生在聽有線轉播。龐書記從外單位調來不久，身材很魁梧，個子高高大大的，聽說級別很高，氣派也很足。他後來被戲稱為龐大書記，那應該是人們覺得好玩，並沒有挖苦的意思。而這個稱呼是在那場輔導報告之後才有的。因為在那場報告之前人們大都還不熟悉他。
報告一開始書記就講了大談共產主義的重要意義。說了些這段時間通過大談共產主義的學習大家的認識都普遍有了提高，但也暴露出一些思想問題之類套話。然後他要求大家堅定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可以保證每個在座的人（除了右派分子和管制分子）在有生之年都能見到這一天的到來，過上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但要求每個人都要自覺地有為了早日建成共產主義寧願少活十年的忘我勞動精神貢獻自己的力量。「少活十年」這話大概不是龐書記的發明創造。那之前報上已有文章提出過這樣的口號了。據報上說是一位農民（人民公社主任？還是人民公社書記？）提出來的，而《人民日報》的社論只是支持那口號。我十分困惑這少活十年如何算法呢？人非閻羅王能自己說了算？到時給他墓碑上刻上個「曾為建成共產主義少活過十年」？「趕上那個英國用不了十五年」，那就算要用了十年吧，但那離共產主義不知還有多遠，英國肯定夠不上共產主義的邊緣的。再少活上十年也都還能見到共產主義？當時在座還有些六、七十歲的老教授、老幹部，他們也都能看得見？那個年頭老教授、老幹部不多，也還沒有正規的退休制度，他們幾乎都是要最後「死在任上」的。我直覺地感到這口號提得不高明，要人早點去死總難受人歡迎。何不就提，要求每個人在有生之年多干出十年的活？那要讓人心裏舒服些。我懷疑，也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早年是打過很多仗的，他們打慣了仗，每個戰役都事先計劃要準備死掉多少人。這大概成了工作習慣和傳統的思維了吧？因此要搞一場運動，想到的就是計劃着要人都少活十年，也就是準備要像打一場戰役那樣先準備要死掉多少人。我當時就想到一邊去了。
龐書記接着又講了他自己那段時間在「省里」參加學習也在大談共產主義。不過他聲明他們談論的問題性質有所不同。言下之意他那個檔次的幹部考慮的問題非同一般，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考慮得到的，檔次和水平都不一樣，並且不僅是想像，而是研究如何實施的問題。大家聽了都肅然起敬，書記的形象就更龐大了。接着他就談了些他說是他本人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和想像。不過我後來回想起來他當時所講的那些離奇的想法或許並不見得都是他個人的創見吧？聽來也許是有所依據的。大概就是他說的他們那個檔次在省里學習的幹部高談闊論過的吧？或者是上面下達的指示精神？因為後來聽說別的單位的領導也講了類似的話。因此，我猜或許他的報告就基本上可以代表那次有資格到「省里」參加學習的中層幹部們的認識或者就是他們所聽到過的上級傳達了。他講到過的一些奇怪的設想，譬如男歸男、女歸女分開住民兵營房，後來據說還確曾在省里某些縣城和農村試行過。
接着書記就開始介紹他的共產主義狂想，或者說傳達他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是如何實施的。他首先說，到了共產主義每人都有一張沙發樣的椅子，坐下來就是椅子，只要靠手邊上按一下就可以飛起來，想到哪裏就到哪裏。到那時開會聽報告大家就飛了來，不必端着凳子走來了。也用不着撿磚頭坐了。會場上頓時熱鬧起來，當然沒有任何人敢於表示懷疑有那種可能，而都是順着書記的說法瞎扯一氣，大聲爭論着各自的幻想。幻想着到那時天上和地上是個什麼情景，享受了一陣人民內部的心情舒暢的言論自由。主持會議的幹部對着話筒大聲喊了好幾次「安靜！」才靜下來。
熱鬧一陣之後，轉入了認真和嚴肅的話題。書記接着講到了建成共產主義的核心問題是解決財產的私有——統統沒收！因為共產主義一切都是公有的，是沒有私有財產的。接着又說家庭是財產私有制的基礎，因此為了要建成共產主義就必須首先取消家庭。進入共產主義後，家沒有了。到那時日子怎麼過？按書記的說法將是男歸男、女歸女都住基幹民兵營房。老人進敬老院，小孩歸托兒所，孩子生下來都歸公家所有。做父母的到時可以去看看，也有照顧的義務。但孩子不是屬於私人所有的。把孩子與財產等同看待當時我感到真新鮮。
書記接着又說現在每家每戶都自己開伙，一家一個煤球爐，每天要浪費大量的燃料、時間和勞動力，這些都很不經濟。不利於發展生產力。家沒有了，以後大家都改吃集體食堂。除了花色品種多之外，還可以解放大量的勞動力和改造人們對家庭的舊觀念和舊感情。至於對那些右派分子、管制分子怎麼辦？按書記的說法就把他們夾在基幹民兵中間加強監督，強迫改造，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他們當然沒有資格享受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我當時就想到如果到了共產主義建成之後有那麼幸福的日子不要過，還要反對當上右派，那右派就太該死了——那麼美好的日子，要什麼有什麼，還不滿足？寧願被排斥在外受監督勞動？而像書記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又體現在哪裏呢？我當時已感覺到，書記的說法實際上已經透露了一種每個人都已處在隨時有失去人民的資格和自由的境遇。實際上已經不存在革命群眾與右派、管制分子的明顯界限了。只要有人骨頭髮酥，說了句出格的話，隨時就可被認為是在亂說亂動，也就會立即失去人民的資格，夠得上被管制起來了。只有三緘其口，句句按照上面的規定講話和照辦的人才夠得上是「人民」。從此我已經理解到按書記的說法到了共產主義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稍一不慎就會失去人民資格。
書記接着又舉例來闡明他對共產主義生活用品的供應辦法。他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每天早晨刷牙用的牙刷是公家配給的，牙刷的所有權仍是屬於公家的，個人只有使用權。如果牙刷壞了要把壞的上繳再要求分配一支新的用，因為那壞牙刷仍是屬於公家的。連壞了的牙刷還要上繳，我實在無法理會那共產主義的「富裕」和「幸福」體現在哪裏。接着他又批判母愛，說母愛其實是一種最自私的感情，是家庭和私有制的根源。當時場上已是議論紛紛，但經過了思想改造、反胡風、肅反、反右派等一連串壓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嚴緊的政治運動，調子一次比一次高，並且那時還正在運動中。人們都學乖了，懂得了為了保存自己絕對不能暴露心裏真實的想法。即使在親密的老朋友、老同事之間也都已經不敢講真心話了。怕別人在「向黨交心」時揭發補劃上右派或反革命。因此人們的議論多半是轉彎摸角、如履薄冰的。
他的那段話使那些坐在一起有了孩子的女同胞們聽了相對苦笑了。也有的一臉有種說不出的表情，她們感到委屈而敢怒不敢言。她們內心絕對不能接受母愛是自私的說法。只是沒有誰敢於表示不同的意見罷了。我當時就想到了這位大書記也太莫名其妙了，或許是從小死了娘的？他可能從未得到過母愛才會說出那樣的話來。書記還繼續發揮，說為了要清除自私的母愛的消極影響，今後孩子生下來就由專職的托兒所撫養。讓他們從小就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只知道集體而不知道母愛是什麼、家是什麼。一句話，人的本性要從根本上改造。我慢慢向側面轉過臉去想看看旁邊的聽眾的表情，正好看見一位坐在我斜後方的，附屬醫院的女醫生一臉的怒容，眼睛裏好像飽含着淚水，而她又不敢用手或手帕去摸，那會暴露她的情緒。接着書記又講到姓名也是私有制的標誌，並且說那是封建制度的產物。因此，到了共產主義姓名將被取消。到那時人怎麼稱呼呢？據他說「現在正在研究」。聽那口氣仿佛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不久就要付諸實施的樣子。我猜也許每人給個編號？到了共產主義那個年頭人都不再有姓名，連父母都不讓認，會發生這樣的事嗎？對於書記的這些奇特的狂想人們只好報之以笑聲。
後面他又講到了一個禮拜休息一天是資產階級好逸惡勞的作風，不適合共產主義的生活節奏，也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到了共產主義將不再是一個星期休息一天，而可能是一個月放一次風。他使用「放風」兩字使我立刻聯想到監獄裏的犯人。他說到時已結了婚的夫妻就找個地方「會會面」，單身漢就搞搞衛生……。我那時還是個單身漢，對書記的那段話的理解就好像在說到了共產主義，大概要一個月才能洗一次澡、理一次髮吧？又想到那麼多結了婚的人到了放風的日子又是都沒有了家的，夫妻都要找個地方「會會面」，到哪裏去會面呢？都去找旅館？那樣的話，共產主義的大街上大概全是供夫妻們每月放風會面用的旅館了。也許此外就是澡堂子和理髮室。那就是幸福的共產主義生活麼？書記也沒有說明他自己是否也和群眾一樣，願意和他老婆分開住，每個月只見一次面，每天用公家配給的牙刷刷個人的牙齒。身上穿的是公家的衣服。又想到既然家都沒有了，母愛也批判了。人們還要結婚幹什麼？結婚原就為的是建立家庭。這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繁殖方式。既然家都沒有了，姓也不要了，都批判了。生了孩子以後都沒有姓名歸托兒所養，還要夫妻關係幹什麼？又何必男歸男、女歸女分開住呢？那不都是自相矛盾的麼？這些怪誕的想法代表的是進步呢？還是歷史要倒退回去？看來這些都只不過是包括龐大書記在內的，那批有資格在「省里」學習的幹部，在學習時不高明的胡思亂想罷了（或者是他們聽過的傳達中的高級胡思亂想？）。以後沒有了家庭，但男女之間仍要求嚴格的遵守共產主義道德規範，要男男女女都規規矩矩。書記沒有說起那些還沒有「成家」的未婚男女今後怎麼辦的問題。而從後來見到的情況，那些高級的胡思亂想還真的造成了社會上的混亂。後來聽說有些地方真的照辦了。做到了男歸男、女歸女都住集體營房——把他們都管起來，家裏的鍋灶都拆了一律吃食堂，鐵鍋都砸了送去煉鋼鐵。當時真是狂飆的年頭，拿那麼大個幾億人口的國家來做試驗，這影響太大些了吧？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就是書記說的那樣？
書記接着講道，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白天工作，晚上學習毛主席著作、時事政策，或者開生活檢討會，或搞集體活動、做集體遊戲，都是集體共同的生活——書記沒有提到未婚男女可以在什麼時候談戀愛，看來只要把年輕人都管起來就行了。共產主義是沒有屬於個人的生活內容的。建設共產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的世界觀和舊習慣。要把人的世界觀、性格和習慣改造成為適應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那時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我在想那樣的生活究竟是個天堂呢？還是一座要讓人人都少活十年的勞改營呢？書記又說對那些對共產主義有牴觸情緒不好好改造的人，就把他們放到基幹民兵連押起來，戴上帽子，強制改造（按：那樣的話，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數量還要大大增加，同時人們就可能不止平均少活十年）。對書記的那些說法我當時都感到費解。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還要那麼多基幹民兵幹什麼？既然是那麼理想的美好。那「幸福」又體現在哪裏呢？如果幸福已經來到，還會有人有牴觸情緒，還需要把他們都放在基幹民兵中押起來，那就太該死了！我當時十分懷疑書記本人頭腦中是否有一幅清晰的共產主義的圖像，那是什麼樣的？而不是在說夢話。我隱隱地感覺到書記所講的辦法實際上是要把人們分次、分批地都管制起來，讓他們都少活十年去。而他本人是否也在少活十年之列？
除此之外書記的報告中完全沒有提到作為教師、醫生、技術人員，他們經常性的業務學習、知識的更新放在什麼時間進行。至少晚上已沒有時間能用於業務學習，科技人員和作家都沒有個人的時間去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因為已都被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各種集體活動佔滿了，而那些又都是為建成共產主義改變人的本性所不能少的。如果平時的業務學習和思考都只能放在上班的時間來完成，晚上都必須參加集體活動和學習毛主席著作。那麼共產主義的效率就不會高。看來那些在「省里」學習的大幹部的頭腦里都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的內容，也許他們所聽的傳達中就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從來也沒有這類經驗，從未想到過除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時事政策之外還有什麼需要學習和思考的。他們也許無從理解有那種必要，在他們看來那些都是屬於私人的，或者資產階級的。沒有那些，照樣可以拍拍胸脯，保證也能建成共產主義。他們甚至沒有想到知識在人類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和科學研究在人類社會進步中的重要性。以為只要按照他們的瞎指揮和蠻幹就能在有生之年讓大家都過上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而什麼是共產主義的幸福生活呢？應該所有的人都還沒有體會過，大概就是書記前面所講的。也許從那些在省里學習過的幹部眼中看來，只要把人都押起來，在他們的指揮下幹這干那，絕對服從而不許有任何議論就是他們最大的幸福。即使搞得一塌糊塗、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那也是夠過癮的了。後來所見到的大躍進的後果不就是那麼回事麼？
龐大書記的報告足足講了三個多小時。他似乎是有意迴避了到店裏去買（或者取）東西是否要付錢的問題，也迴避了到了共產主義街上是否還有商店沒有的問題。對人們關心的要什麼有什麼的美景也隻字未提。輔導報告的後半段人們實際上都已經不感興趣，不怎麼在聽了。操場上一片哄哄的交談聲，人們都在談論不相干的事了。主持會議的人也已感到喊「安靜！」、「不要講話了！」不起作用了，乾脆不喊了。人們發現所想像的美好的，要什麼就有什麼，幸福美滿的共產主義在領導者的想像中竟然沒有那回事。不過當時書記講那番話的時候，他是以「個人談看法」來講那些怪誕的想頭的。因此人們可能不是十分相信今後會出現沒有家，孩子生下來不讓認娘，老人都關進敬老院，男歸男，女歸女，都住基幹民兵營房。廚房裏的鍋、勺都砸了送去煉鐵，一個月放一次風，夫妻一個月會一次面，那麼不近人情的共產主義。那就是所追求的幸福麼？也許除了像龐大書記之類幹部，人們從心裏不希望有那樣的「幸福」來臨。但這些又都是書記親口講的，誰又能知道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人們聽過了輔導報告後其實都有了更多的疑慮，並有一種壓抑感。看來只有像龐大書記那類人和他們的志同道合者才會喜歡那樣的共產主義。但人們都保持緘默，誰都不議論，以免招禍。可能我是在場聽得最仔細的少數人之一。因為我想弄明白書記的共產主義狂想到底有多狂。
那段時間因是在政治運動中，學校停課，經常整天用於政治學習開會討論或聽報告。在小組學習討論龐書記的報告時，黨委派了一名幹部來參加小組學習。他記錄了每個人的發言並且常插話提出一些問題來試探人們是怎麼在思考的。為了怕說錯話，氣氛顯得有些緊張。沒有例外，人們在發言中一致稱讚了龐書記站得高，看得遠，水平高。每個人都檢討了自己還是從舊的世界觀看問題，就沒有考慮到要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才是進入共產主義的首要問題。沒有考慮到進入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場艱苦的世界觀改造過程。要脫胎換骨才行。帶着個人主義的私心雜念只想着「要什麼有什麼」就想進入共產主義，那「比駱駝要想穿過針孔還難」，等等。有人檢討得非常深刻，仿佛真的把內心世界全掏出來了。對書記所講的，他後來仔細想想就覺得每一點都很對。而他自己以前又為什麼不是那麼想的呢？歸根結底是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還是舊的……。我聽了實在佩服，但又感到難於置信，懷疑那是真實的感受和出自內心的想法。但就要像那樣違心地說話的人才能青雲直上，或者就只有像那樣的人適合進入「共產主義」。
隨後人們都交代了自己的「私有財產」。因為不是說要統統沒收嗎？一位比較富有住單身職工宿舍的教師領先開了個好頭。說他除了衣服、生活用品和幾本書外，值點錢的東西主要是有一隻17鑽英納格手錶，一輛七、八成新的自行車，一台上海牌的五燈收音機，還有一套新做的毛料衣服和三百多元存款。表態說為了早日響應書記的號召，早日建成共產主義，他願意上交他的全部私有財產過集體生活。推磨似地每個人都發言表了態。除了檢討自己和頌揚書記的報告外，關於私有財產，基本上是單身漢說得爽快些，家有老小的瑣碎些。一致表態願意為早日建成共產主義添磚加瓦上交私有財產過集體生活住營房。一位女教師最後發言，重複了前面別人說過的話後，吞吞吐吐地說她有一隻金戒指，那是她丈夫與她定情時送她的。她希望能保留它。但為了早日建成共產主義，如果領導上決定要上繳，她表示服從組織決定。派來參加小組學習的黨委幹部把這些都記在筆記本上了。
至於家的問題，基本上人們都是違心地表示今後不再要家了。都說願意住營房過集體生活，吃食堂。有一位女教師還說得很生動，她說家對於她來說就是一日三餐要燒給他們吃，每天有一腳盆的衣服要洗，都是她的事。她說家對她來說就是給他們當老媽子。她表示以後不再要家了，堅決不要了！願意住基幹民兵營房過集體生活。說得慷慨激昂，斬釘截鐵。但可能是過於激動了，嘴巴顫抖着，眼淚突然掛了下來，發言也就中斷了。屏了好一陣總算沒有哭出來。對此在座的人大家都默然，連那位黨委派來的幹部也出人意外地沒有說什麼。當時在座的人都有點不知這會怎麼接下去了，黨委來的同志提醒下一個人發言。等推磨似地每個人都發過言後，轉入到關於到了共產主義是否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的一場爭論。不過可以聽得出來因為這個問題沒有現實意義。一些人慷慨一通發表些高見多半為的是表現自己的理論水平和「覺悟」。也可能是因為幾天來的學習一直很沉悶，人們借題發揮來活躍一下氣氛。對此我沒有發表意見，我不就是被當作階級敵人對待的麼？如果真的輪到我有看見共產主義的那一天，不還要把我夾在基幹民兵中間嚴加管教、強迫改造麼？這不已經表明共產主義仍是有階級並由一些人在統治另一些人的麼？並不是所說的幻想的那樣平等自由的。不但有階級，並且有大量的人被當作階級敵人。只怕我們這些人中未必有哪一個能看得見各取所需的那一天，又何必多說呢！而我心中感到的不安是明白了今後的日子將是越來越嚴峻和陰暗的。
金戒指的事隔了一天就有了答覆。早晨小組學習一開始，黨委派來的幹部開頭就講了一番大道理，足足講了將近二、三十分鐘。說共產主義的生產力是如何如何發達的，物資極其豐富，極為富有的等等。然後就對那位捨不得上繳金戒指的女教師說：「姬ΧΧ，你聽着！哪裏會要靠你那金戒指來建設共產主義！到了共產主義那時哪個還稀罕你那金戒指？列寧同志早說過到了共產主義，金子只好用來鋪廁所。你自己留着吧！」然後告訴大家龐書記在報告中所說的沒有私有財產，並沒有說現在就要沒收私有財產。為的只是要看看大家的覺悟，也只是表示到了共產主義時沒有私有財產，並沒有要大家現在就上交私有財產的意思。不要庸人自擾！但我回憶書記在講話時確實說了私有財產要統統沒收的，並沒有明確要到了共產主義才沒收。而如果真的到了共產主義還需要沒收那些破爛貨嗎？而共產主義又有多富裕呢？誰也不知道，也想像不到。不過書記不是說連公家分配的牙刷壞了也要上交才能再發一支新的嗎？也許龐書記的共產主義是需要收破爛的？後來聽說除了我們那個組，另外還有好幾個科室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一致表態願意上交私有財產的。庸人也實在太多了。覺悟也太差，太愚昧了。離開共產主義也實在太遙遠了。當時大家竟然都沒有能聽懂書記講話的真諦。
聽完龐書記的輔導報告後不久，我就被遣送到紹興農村去勞動改造了。在紹興農村的一年多的時間與我日常相處的是那些幾乎終年生活在半飢餓中的老鄉們。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這些年來，從來不曾吃飽過……」隨後來了大饑荒，學校送去紹興農村勞動的人，被學校召回另遣送到瓶窯山坡上去開荒辦農場，為了立即種出糧食來度過饑荒。那無異於臨渴挖井！後來我才知道我離開紹興農村後，那裏就開始成批餓死人，不少與我熟識的老鄉就這樣餓死了。這可是龐書記的充滿幻想和激情的大報告中沒有料到的。他只說了要求人們準備少活十年，大概已提前超額兌現了。而共產主義還不知在哪裏。
龐大書記大談共產主義的輔導報告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對它印象極為深刻，至今記憶猶新。那場報告的實際意義，也許是讓更多的人進一步認清了共產主義如果是按龐大書記講的那麼辦，肯定是人們今生不願意見到的，也應該是永遠無法實現的。而不是如他所說的那樣當時在座的人中除了右派分子和管制分子都能在有生之年享受的美景。人們心中想的是最好不要看見那樣的共產主義的到來，那只能使人至少少活多少年。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已不大能理解當時的情景了。
龐書記只在我們單位呆了很短的時間。兩年之後就調走了。可能是升遷了。如果他今天仍健在，應該已是近九十高齡的老人了。不知道他對當年的大談共產主義輔導報告今天自己作何評價？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不？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仍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去見馬克思之前見得上他想像中的共產主義？同時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後來有沒有再細細想過，婚姻和家庭是人類在進化中選擇的繁殖方式。結婚就是為了建立家庭，那樣才能生兒育女，人種才能繼續繁衍，才能後繼有人。對偶婚是從原始的亂交和群婚進化來的。既然如書記報告中所講的要取消家庭，那又何必結婚呢？而結婚不就是準備成立家庭麼？不知他後來想清楚沒有，他那些話其實是自相矛盾的胡思亂想。取消家庭就等於人類又回復到原始狀態去，恢復亂交、群婚。結了婚又要男歸男、女歸女分開住，那樣又能防止家庭私有的復辟嗎？讓人懷疑如像龐書記那樣的胡思亂想來理解共產主義究竟是代表的人類社會的躍進還是倒退！如果這個怪想頭是有本的，那又是哪些聰明人想出來的？而這過去的幾十年人們所見到的可是貧富差距的增大，闊人越來越闊，窮人越來越窮，離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