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作為老一輩「海歸」，在我的心目中永遠都有一點不入時尚。他是二戰後留學美國，四九年就匆匆忙忙趕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那一撥人。小時候總看見他坐在書桌前寫東西，有時候他會停下來拉兩下計算尺，然後再接着寫。那時候還沒有計算器，比起算盤來，計算尺就顯得挺「洋」的了。
在我眼裏，我們家從生活方式到用具擺設，都沒什麼「洋」的，比較簡易湊合的樣子，好象總是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兒得等着做，這些對付對付就行了。所以我後來經常調侃說，我們家，怎麼就象我們的國家一樣呢？
家裏不多的洋貨里，有一台電唱機和不少唱片。我爸爸這個人很古板，雖然他對人很和氣，但是他不願跟人分享的東西，是不會隨便拿出來的。他不訓人，也從來沒有打過我，生氣了頂多就是不理人。但是他板着臉不講話還是挺可怕的，家裏的氣氛會變得很緊張。他一不講話，你就鬧不清怎麼了。要是一連幾天這麼沉悶，大家就更難受了。所以他不給我們動的東西，我們也不會鬧着跟他要。印象里我只見過這台唱機兩次，都是大舅媽從上海來玩兒的時候。她是德國人，嫁到中國以後，在四川呆了很長時間，講中文帶四川官話口音，喜歡在我們樓後面的樹林裏散步。爸爸拿出了我從來沒見過的唱機，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聽音樂。我跑去看熱鬧，大舅媽用手指放在噘起的嘴前，示意我不要出聲音。我發現這個唱機很有趣，放唱片的時候不是聽完一面再翻過來的那一種，而是將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針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時候，會自動抬起來，然後有一個裝置從下邊往上一頂，最上邊的一張就滑到旁邊，唱針又落回來放下一張唱片。所有A面聽完以後再全翻過來聽B面。家裏有這麼一個好玩的東西，卻從來沒見爸爸用過。他們靜靜地坐在這架機器旁邊聽音樂，就象去音樂廳聽人演奏那麼嚴肅。望着那精緻的機械一圈一圈地在這佈滿神秘紋路的唱片上划過，我在想：爸爸還藏着什麼好東西，沒給我看？
搞不懂爸爸為什麼那麼謹慎，其實他把唱機開在那裏，成天放着古典音樂，象背景聲那樣熏我們，也不會怎麼着。對於我們這些屁孩子，好玩的事情多着呢——粘蜻蜓，捉季鳥，打繃槍仗，夏天游泳，冬天劃冰車，才不會為了這點看不見摸不着的聲音走火入魔的。古典音樂這點修養別說影響，就是你強迫孩子下苦功學，也未必能學出個樣來。東西買了不用，還不如沒有。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沒等人家來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處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來的，還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劇唱片，才知道原來爸爸的這些東西，全是給爺爺娛樂用的，聽說爺爺在世時愛聽戲。爺爺在我沒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計有的東西，壓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沒人動過。我對那些百代勝利的老唱片不感興趣，希奇的玩藝兒有的是，舊衣服，舊首飾，還有面額大得嚇人的舊鈔票。外婆結婚時候的一對大炮丈讓我們激動了好半天，象小擀麵杖那麼大個兒，真想點燃了聽聽響，猶豫了多少次，還是沒敢。夠亂的了，萬一炸出點事來可不好。
別人家抄出來的東西可就厲害了，清華里辦了一個「抄家展覽」，有國民黨青天白日旗，日本軍刀，北洋軍服，大清朝服，地契，委任狀，書信，象金銀首飾，唱片，香水什麼的表示封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東西，都沒人要看。要是這個展覽能保存下來該多好，那就是一個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博物館。
如果我說，所有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都有後代在清華，可能不太準確；但要我舉出幾個有頭有臉的例子來，卻是輕而易舉。象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為、粱啟超、馮玉祥、段祺瑞……等等，這些人的後代有的我只是知道，有的遠遠望見，有的則是天天在一起。著名史學家錢穆的孫子住在我們這個單元五層，當時還在上小學，他用繃弓子打唧鳥（知了）經常是彈無虛發。有一天我們在樓前邊玩，另一個比他大兩歲的孩子對他說：你知道嗎，你爺爺是毛選裏邊點名的大反動派！雖然說童言無忌，多少反映了家長有意無意對孩子的影響。別說當時不上學也沒書看，就是現在報紙上書店裏到處都能見着國學大師錢穆，你問問有幾個小學生知道錢穆是誰？不過殘忍而又荒誕的事情天天都在發生，我們照樣玩。二樓的朱婆婆天天怕我們把樓前的一株玫瑰弄死，後來才知道，那是朱自清先生活着的時候同她一起種的。前朝舊人存一點物什留點念想，已然是挺淒涼的事情，但以當時階級鬥爭的觀點，這些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企圖推翻政權的證明。清華這地方俗話稱為：物寶天華，人傑地靈；用大批判語卻叫做：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
在我的印象里，文化大革命開始那一段，我爸爸還沒受什麼罪。親眼見到的僅僅是他們系裏十幾個年輕教師和實驗員來我家，其中一位是新年聯歡晚會是帶着我玩的。我跑上去叫他，他卻沒有理我，當時有點不知所措。他們在我家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寫着「王補宣，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對這些時髦的詞似懂非懂，但起碼知道不是什麼好事。
真的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家的另一件洋貨：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是我爸爸從美國帶回來的，樣子很難看。因為是二戰中美軍用的，鐵皮的外殼是橄欖綠顏色，側面用白漆寫着「P.H. 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舊式縮寫。不象別人家外殼是木頭的那種，沒有漂亮的膠木旋鈕，光光溜溜，什麼裝飾感全沒有。爸爸說這種軍用收音機質量好，靈敏度高，能收短波，過去不拆附件裝置的時候還能當收發報機用，還強調說回國進海關的時候填了正式申報單子的。從我記事起，這東西就放在玻璃櫥上邊，平常地就象家裏那條美軍毛毯一樣，不是什麼秘密，天天用。那條黃綠色的毯子，是二戰後處理的軍用物資，我們有的時候把它蓋在上邊，有的時候拿它墊在下面，除了毯子的角上有那麼一塊印着US標記，誰還會注意它是從哪裏來的呢？每天中午我們都聽「林海雪原」，「紅旗譜」，也許我們用收音機的時間比爸爸還多。這個像鞋盒子大小的鐵皮匣子裏邊一亮，照在收音機的面板上又溫暖又柔和，侯寶林和郭起儒的相聲，孫敬修老師的故事，還有「小喇叭」令人難忘的清脆號聲，成了我們幼時平靜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憶。
爸爸的收音機，在六八年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突然成了一個罪證，有人揭發我家藏着發報機！
本來武鬥剛完，該下農村的插隊去了，該上學的也複課了，一切都象折騰累了該歇會兒的時候，發現了這麼一個玩藝兒，怎麼能不讓人激動呢？誰想得到我爸爸這麼一個平時清心寡欲，為人和和善善，除了一門心思讀書做學問別的什麼都不知道的人，原來有發報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估計，這個消息，曾經教不少人腎上腺素分泌過剩吧？
來抄家的那天晚上，氣氛特別不一樣，屋子裏翻得亂七八糟，可是卻安靜得出奇。所有人都悶着頭在那裏翻，平時見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這會兒誰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間突然間大放光明。那間屋子白天都不怎麼亮，從陽台縮進來一大截，前邊有另一個樓擋着，日照的角度非常小。到了夜裏一盞十五瓦的燈泡只夠照亮我爸爸坐的地方。文革以後房子越調越小，屋裏除了床，就剩下一條走道，更顯得陰暗。反正那年頭我們都不讀書，外邊熱鬧，我們幾個孩子都愛在外邊呆着，回家就是吃飯睡覺。自從合住的人家搬進來以後，爸爸老愛關着門，連熱天都關着，好象關着門天下就太平了。現在禍從天降，一盞光禿禿沒帶燈罩的大燈泡吊在屋子中央，不知是我心裏的錯覺，還是什麼人特地為這個不尋常的時刻換了燈泡，看上去足足有一百瓦。
那時候大批判的語言是非常形象的，常聽說：將×××揪出來，將他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回我爸爸的亂七八糟東西，真的是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連二十年前媽媽寫給爸爸的信也抄出來了，要說不好意思，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不好意思的呢？話又說回來，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點東西哪那麼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個個打開，比換季的時候搗騰衣服還累。翻桌子開抽屜也麻煩，寫滿了字的紙片，信件堆得到處都是，打都打不開。不要說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況這麼胡猜瞎琢磨。其實他們就想找那個聽說已經拆掉的收發報裝置，只要一發現這個部件，特務的罪名就算坐實了。
我剛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時候。看到家裏出了事，又驚訝，又激動，急着要看個究竟。無奈屋裏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後還是睡着了。他們怎麼離開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搜出了什麼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沒有象「密電碼」那樣的東西？收音機他們是拿走了，因為很明顯，原來的那個地方已經空了，只剩下塵土。
往後的幾個月里，爸爸天天受審查。很多次看見他的單位里有一男一女兩個年輕教師送他回家。也許安排每天送我爸爸回家，是擔心玩過了火，鬧出什麼意外吧？雖然沒有專政機關那些有震懾力的儀式，也沒有穿制服帶行頭的出現，天天讓人逼着寫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爸爸很少講話，看得出來他的心情並不好。老實說，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碼他每天還可以回家。但這並不等於說問題不夠嚴重，就在那一段時間裏，先後有許多人想不開而尋短見的，我們樓就有兩個教師跳樓自殺。樓後邊本來是我們經常玩的地方，玩踢鍋電報（捉迷藏），踩堡，闖關，熱鬧的時候能聚上幾十個小孩玩遊戲。現在死了人，誰也不敢去了，到處長着半人高的野草，揚樹林子裏面小風一吹，就是在晴天，聽聲音也總象在下雨，陰森森的。據說過了一年還有一塊死者的腦漿干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