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年特別冷清。
哥哥姐姐全插隊去了，一個在陝北，一個在內蒙。到了夏天，媽媽主動報名第一批去了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按她的估計，一家人不可能全不下鄉，呆在城裏，不如她先去幹校。雖然爸爸的審查已經結束，還不知道怎麼給他安排工作，如果家裏已經有人去幹校，也許他就可以留在北京。萬一全家都得走，她先適應一下外地鄉下的情況，將來也好有個接應，不至於鬧得措手不及。很快，爸爸就被下放到北京郊區的工廠勞動鍛煉，一周才回來一次。家裏幸虧還有老保姆留下來照看生活，雖然大家各奔東西，北京的這個家總算保住了。我開始一個人睡一間屋，奢侈地躺在爸爸的雙人床上，月光下物影分明，屋子裏靜得能聽見我自己的呼吸聲，因為擔心半夜起來解手而一遍一遍跑去上廁所，總是為搞不清哪一次才是睡前最後一泡尿而苦惱。
象大多數十來歲的孩子一樣，我希望成為社群里受歡迎的一員。在我的生活中，家庭的重要性正在被社會所取代。我漸漸陷入了對現實世界的困惑之中。我的朋友圈子，開始超出同一片樓房居住區的範圍，認識了體育學院來的孩子，還有周圍農村的學生。我想受表揚，甚至還想加入紅衛兵組織。當時的紅衛兵已經完全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組織的意思，實際上相當於過去少先隊共青團，是校方獎勵給聽話孩子的一種榮譽，只是換了名字而已。連着兩批都沒有發展我，這本來也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我愛講話，不專心聽講，尤其是勞動中從來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直到有一次，平時和我挺好的朋友突然告訴我，他們班的老師不讓他和我玩了，說我是一個特務的兒子。他要想加入紅衛兵，應該跟我劃清界線。我相信他講的全是真話，他家在體院，對清華的事不會太了解。看着他一付對不起我的樣子，一定事先沒想到我的反應會這麼劇烈，我的憤怒當然是衝着那個女老師，可是我一急起來，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了。好象我真的隱瞞了多大的事情不能告訴他似的，可是叫我怎麼說呢？我爸爸在美國留過學，我們家有一台難看的美國收音機？要是這麼簡單，那為什麼人家要說你爸是特務呢？有一次放學的路上，一起玩的孩子問我：哎，聽說你家有發報機呀？ⅹ你媽！我回罵道，你家才有發報機呢！他說，不就是問問嗎，別急啊。我怎能不急呢？突然間覺得有一個巨大的陰謀圍繞着我，我們家。我都快被吞沒了，可是還說不清楚它是什麼。
不管怎麼說，我也得找那老師講理去！小孩不懂就算了，她憑什麼說我爸是特務？老師講話總得負責任吧？是的，我爸是到美國留過學，但新中國一成立他不是就回來了嗎？要是他不愛國還回來幹嘛？你誣衊好人，你別有用心！我心裏不停地醞釀着揭穿一場陰謀的鬥爭，血直朝腦袋上邊涌。說我爸是特務，你有證據嗎？工宣隊、軍代表、黨組織有結論嗎？有的話，你見過嗎？拿出來讓大家看看？拿不出來你就是造謠！你就不配當老師！連着好幾天我都在想怎麼找她說。平時我連在班上發個言還心跳半天，這事我就更沒把握了。萬一她不承認她說的話呢？這麼一想，腦袋都快爆炸了。
等到講話對質的機會來了，事情卻和我預想的全都不一樣。我看見她從教室外邊的走廊上過來，正好周圍沒什麼人，我衝到她面前，狠狠地瞪着她，事先想好的那麼多話一句也上不來，憋了半天，我說：我爸不是特務！
那女老師居然不搭理我，別過身子就走了過去。
爸爸的審查一完，他就開始惦記他的那些老同學了。文革前沒有見他們有那麼多來往。他是屬於那種典型的書生，耐得住寂寞，能長久專注於他的課題，磨板凳的工夫一等。但經此一難，也坐不住了。受審期間被問及參加過什麼反動組織，爸爸說沒有，經過翻來覆去多少回合，總算想到了大學畢業時，班裏有一個自發的同學聯誼會，叫曄社，取日照清華之意。儘管爸爸的記憶力奇好，無奈當年不曾積極參預，詩文詞曲也非所長，加之一生秉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每日被強迫回憶幾十年前往事，挖空心思，苦不堪言。原來外調人員從核工業部連培生先生處早已查獲一份曄社名單，對爸爸的折磨竟然是為了考驗他的態度。意外的收穫則是拜回憶和外調材料之賜，爸爸了解到很多老同學的下落。自西南聯大兵慌馬亂之際，匆匆一別，渺無音訊，如今思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王積濤先生與爸爸在聯大和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有兩度同窗之誼，他在美國時是中國同學會會長，雖然專業領域不同，但交情卻很不一般。他詩書畫無所不能，自幼上教會學校，英文極佳。王積濤待人平和，治學嚴謹，達觀爽朗，與世無爭，想不到亦遭人指控，被罩在一個更大的特務網之中，上了報紙，更是一夜成名。爸爸借着到天津出差的機會，跑去南開大學打聽老友王積濤的下落，在傳達室從門房那裏得知他還在隔離審查。想着爸爸悵然折返的情景，真是淒涼之至。
京津幾乎一望之遙，但小的時候從沒見他們來往，一般爸爸不找人到家來，更少去登門拜訪故舊，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者是君子不黨吧。這個時候他那麼想見朋友，一定是內心苦悶難忍。媽媽在幹校，哥哥姐姐在農村，我年歲尚幼不入他的眼，總不成有話跟我家保姆說吧？雖然我家的保姆識字懂禮，人很精明，尤其不乏生存的智慧，對我們家也盡心盡力。記得我嫂子第一次來我家玩，看見老保姆手裏拿着報紙，在讀《參考消息》，嚇了她一跳。
漸漸地，來家裏看爸爸的人多起來了。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總工程師勵成豪先生，是爸爸聯大同學裏來訪得比較早的。他說上學的時候和王積濤學自行車，結果王積濤控制不住，撞了一位穿旗袍的太太，沒想到此人是警察局長的姨太太。等到王積濤後來到我家，講了故事的下半截——原來，勵成豪說好了教他騎車，幫他扶着一路護駕，可是一闖禍，他溜得最快，一轉眼就跑沒影了。當時警察局把王積濤逮住了。爸爸說勵伯伯是跑去找校長揚石先，好把人保釋出來。
事情過去那麼多年，如今我爸爸過得挺好的，我也還算成長順利，而且我在美國生活居住的年頭，比起爸爸留學和訪問的時間加起來還長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幾分體會。我爸爸四十年代留美時的個人經濟狀況，不會象我們八十年代出國時那麼一貧如洗，卻也不會如富家子弟那樣揮霍，買軍用處理的收音機，無非是圖個價廉物美。有趣的是我哥哥的岳父王積濤先生，回國時也帶了一台同樣的美軍收音機，文革當中一樣成了指責他裏通外國充當帝國主義間諜特務的罪證。他們萬里迢迢選兩件工業品帶回國，大概如同我們八十年代出國人員購買冰箱、彩電一樣，選價錢選品牌皆是一時之時尚，原因都是當時國內的工業產品、經濟水平以及商品供應尚不發達，至於日後惹出那麼多麻煩，則是他們始料未及的。現在很難想像，什麼人會指着你十幾年前買的電器產品，說你是間諜特務。
那位不讓她的學生和我玩的老師，後來還跟我在一個辦公室里工作過。她其實挺善良的，除了比較愛嘮叨，也沒什麼心機。我總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有的時候人的判斷力會這麼差？設身處地想一想，誰願意發展我爸當特務啊？他小的時候因為生病吃奎寧吃多了，造成嚴重的聽力障礙，耳背的厲害，說話要音量很大才聽得見。當特務起碼要耳聰目明，手腳靈便，我爸首先在體能上就不合格。他連騎自行車都不會，每天走路上下班，象他這樣只會讀書做學問的人，很難想像他居然過着雙重生活，背地裏突然手腳麻利得很。他在社交上很有節制，連身邊人的是是非非都搞不清楚，到哪兒去收集情報呢？他長期是黨外人士，等文件傳達到他的耳朵里，大概已是無人不知了。他除了讀書做學問，基本上沒有剩餘的時間用來娛樂或者做什麼其他的事情，就連文革當中他也一直在讀書，很少中斷。單位里的同事如果懷疑他私下裏幹了什麼別的，只要把他讀的書和記的筆記全拿出來看看，就全明白了。不要說有點成果或者創見，光是把那些東西讀一遍，把公式推一推，這點時間沒準還不夠呢。如果批判他白專，還庶幾近之，特務？太離譜了。
等我年齡稍長，開始能理解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他們最重要的政治資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輕。從肅反，鎮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們從老一輩學者、學長一直鬥到「一二九」學潮起家的老革命，學校里的人，都讓他們給得罪遍了。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上有恢復地位的老一輩學者，下有在社會各個角落裏憋了十年一涌而入的新學人，他們的存在讓老一輩人的惡夢揮之不去，讓新生一代莫名其妙。時代可以變，人卻變不了。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當年比誰積極，比誰革命，就如同現在比誰有錢，比誰官大。時尚可以變換，主義可以不同，為什麼非要置人於死地呢？其實哪一代人沒有理想？只不過有的理想尚可用來激勵新一代人，有的卻註定要隨着特定的歷史環境的消逝而消失。可嘆的，是何止虛擲了十年大好時光，更何止是浪費了一代人辛勤的忙碌啊！
最讓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讀書的勁頭。在他無罪扛枷、厄運當頭的年月里，他還那麼起勁地讀書，似乎從來沒有動搖過。不要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與事實大違，那年代，讀書得不到獎勵不說，反而會招災惹禍。他卻一有機會就讀書。抗日戰爭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政治動員語：偌大的華北平原，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可是到了文革運動激烈的時候，不要說華北平原，整個中國，怕是也放不下這張書桌。爸爸對讀書的偏執近乎宗教信仰，他從工廠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寫。有趣的是，他就寫在那種牛皮紙封面上印着紅字「工作日記」的小本子上，有很長時間，我都以為他寫的是思想匯報或者勞動鍛煉心得。他偶爾拉拉計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寫一些計算公式，這麼陸陸續續記了有十幾本。文革以後他出版了新書《工程傳熱傳質學》上冊，原來那些「工作日記」，是他為書稿預備的素材。一個人勤奮固然好，如果不僅有勤奮的良好習慣，並且有明確的方向，那就需要一點信念了。在大家都不朝這個方向努力的時候，沒有一點「信」，怎麼可能持久呢？
有一次我問爸爸，這些政治運動，哪一次最痛苦？他說，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一定要我和爺爺劃清界線，批判他，說他是地主剝削階級，人都死了，還說他幹嘛？說爺爺壞，我說不出口。我問他有沒有想過自殺，他說想過，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他說再逼我，也就這麼多可說的，總不能瞎編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象陳祖東那樣，走了算了。陳伯伯是我們的老鄰居，六八年秋天清隊運動才開始不久，就在圓明園上吊自殺了。
小時候，陳伯伯見我拿着一把木製玩具寶劍，興致沖沖樓上樓下跑得歡，就問我願不願意跟他演戲？我問什麼戲？他說京戲。京戲我不會，他說不會沒關係，我教你。以前只知道陳伯伯會打太極拳，家裏有真的寶劍，沒想到他還會唱戲！我當時滿腦子想的全是穿高腳靴，扎靠戴盔，背幾面小旗會耍花槍的武生。此後我就一直追着陳伯伯學戲，最後他帶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頑童倚哥。我們化裝演出了兩場，一場為我們單元里樓上樓下的鄰居，另一場是過年的時候給他的親戚朋友。不知道陳伯伯後來以生命拒絕揭發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這群人里。一個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這麼剛烈。如今能有幾個清華大學的教授，有耐心和鄰居的孩子一同唱戲，並有雅興在自家客廳辦堂會呢？最難忘的，是陳伯伯那綿綿不絕的長腔和沙啞蒼涼的嗓音。
一個人信什麼不是強迫出來的，政治學習，思想改造的形式不能說沒有效果，但它對人的傷害卻是有目共睹的。爸爸相信做學問是要老老實實地做，他的老師是這樣做的，世界上其他同道也是這麼做的。他信爺爺奶奶是好人，他信的都是值得信的。媽媽去世十多年了，每天早晨爸爸都燃一柱香，上一杯茶在媽媽的像前，因為他心存感激。
過去經常講努力改造世界觀，因為大家都這麼講，所以也沒加思索就跟着講，其實連世界都不許你見到，觀點更是沒有，怎麼改造？如今我已過知命之年，仍然不敢妄稱對這個世界有了多少觀點。小時候在工廠和農村勞動，干累了說腰疼，馬上會遭到喝斥：你才多大點兒，七十二歲才長腰眼兒，你敢說腰疼？小孩子沒腰！也許是讓小時候的教育給攪的，現在如果徵求我關於任何事情的意見，我的反映都特別慢，經常顧左右而言它。雖然心裏也明白，我的一點破看法值不當去千錘百鍊，用不着象外交家那麼圓滑，我的看法除了我自己，誰也代表不了。在一個以改造思想維繫的社會裏，尋找絕對的道德至高點，成了人們不斷追求而又達不到的可怕運動，將人墜入深深的失望與不信之中。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並沒有淨化我們的靈魂，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也沒能把每一個人都變成哲學家，無止境地拷問每一個人的動機耗盡了我們的能量，讓我們沉浸在末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歲月枯榮不再展示生命的喜悅，日月星辰卻被賦予了醜惡的政治含義，山河喪失了應有的莊嚴，草木風景不再有情有義，難道這是現代化的必然代價嗎？善良的願望與醜惡的現實動搖了我對人的信任，破壞了我對國家社會的寄託。為了防止上當，也為了適應嚴厲的生長環境，我們變得目光短淺，缺少耐心。連我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在和平的年代，我們一個個要活得如此膽戰心驚？
九十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國的學業，也找到了一份說得過去的工作，但爸爸卻希望我回國去發展。所有的親戚朋友都覺得他是想兒子和孫子想糊塗了。我爸還感慨道：我們過去留學、選專業，都是想中國缺什麼？國家需要哪方面的技術和人才？現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歡什麼，哪一行出來好掙大錢，時代真是不一樣了。難道他就不怕我們出一家子特務嗎？不，他不怕，因為他相信，只有國家富強我們個人才能過得好。要說爸爸一肚子學問儘是洋貨一點不假，但他的操守，卻是地地道道傳統中國文人的，他們一代的堅定與我們一輩的多變，恰成對比。
前些天我打電話給哥哥，問他：爸爸那台美軍電子管收音機呢？他說早扔了。我說：呦！怎麼扔了，那是文物！
一稿於無外廬，二OO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