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6月16日，夏衍與其他被稱為中宣部「閻王殿」的大小「閻王」一起，被集中到了社會主義學院，事實上已經失去了人身自由。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第一次對「閻王殿」的萬人批斗大會，夏衍被迫掛着沉重的牌子被揪上台去。牌子上寫着「反革命文藝黑線大頭目、電影界祖師爺」，為示羞辱，夏衍的名字上還被打了紅色大叉。紅衛兵對這位當時已經66歲的老人拳打腳踢。當造反派命令他們低頭彎腰時，一顆紐扣從夏衍的衣服上掉了下來，他平靜地撿起來收在了自己的口袋裏。
8月14日，夏衍和齊燕銘、陳荒煤、林默涵等人被關押到了文化部機關「大廟」內，名曰辦「學習班」，實則在群眾大會上遭到批鬥。紅衛兵小將要求他們把頭髮都剃得光光的，跪在地上唱「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我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夏衍「無論如何唱不出口」，挨打的機會就更多一些。他思考，「經過了這些『游鬥』、拳打腳踢、無休止的疲勞審訊，我倒真的覺得自己的過去百無一是，真的是應該『低頭認罪了』，這不單是對淫威的屈服，也還有一種思想上的壓力，這就是對無上權威的迷信。」
但即便是在這些時日，「學習班」的「學員」還可以每周六回家一次。可好景不長，1966年12月4日，正是夏衍回家的日子。當晚深夜1時，一大群紅衛兵忽然闖進沈家來，把夏衍從床上拖起來叫跟着走。等到女兒沈寧追出門去，汽車已經絕塵而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家人才明白過來，父親被造反派抓走了。周恩來總理知道後，出於保護考慮直接下令干預，最終夏衍等人被送至大紅門某衛戍區營地「監護」。
身體崩潰，失明
接下去的兩年，鬥爭不斷。專案組要夏衍寫自傳，「重新審查歷史」。他被猛打，被迫改吃粗雜糧，被折磨至腳腫。他後來寫道：「我記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專案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查，不准你替自己樹碑立傳。』我記得這樣的『交代』前後寫了三四次……但這也逼使我比較系統地回憶了過去走過來的足跡。」
1968年12月22日，因為身體虛弱，走路時稍微慢了一些，他被看守者踢倒致使右腿股骨脛骨骨折，因為沒有得到及時醫治，從此落下終身殘疾。到了1969年2月，夏衍的舊疾十二指腸潰瘍再次急性發作導致大出血，送醫後稍有好轉，又被繼續送回逼供。監禁生涯里，他的視力大大減退。他自嘲「全身的皮都脫掉，重新換過了」，跟閻王爺打了一個招呼，或許是那幾年「人滿為患」，人家沒收。
夏衍：「老實說，在過去我認為正的不一定正，我認為直的不一定直……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人是會變的，『人心』是複雜的。有好幾個我幾十年的『老友』，居然為了做官而上了賊船。而另一些人，卻經受住煉獄而保持了堅貞。」（致柯靈，1979.8.29）
「在『招待所』八年又半，備經艱險，但我自信清白，對橫逆之來，一直以止水明鏡之心，坦然處之，因此回家後親友相見，都說我『精神狀態良好』，也只有這一點，覺得可以告慰於故友的。」（致李灝，1975.9.25）
燒焦火柴頭寫下的紙片
在監獄中，他的記憶似乎又回到了小時候：「在這之前，我從來不失眠，也很少做夢；可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一入睡就會做夢，奇怪的是夢見的都是童年時期的舊事，夢見我的母親，我的姐姐，夢見和我一起在後園捉金龜子的赤腳朋友。每次夢醒之後，總使我感到驚奇。事隔半個多世紀，為什麼夢境中的人、事、細節，竟會那樣的清晰，那樣的詳細！我二十歲那一年離開杭州，久矣乎聽不到故鄉的鄉音了，而夢境中聽到的，卻是純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夏衍是個文人，但有着從政的經驗，同時還有着新聞記者的敏感。1971年9月13日以後，他注意到附近小學傳來的廣播裏，「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及其他一些名字忽然消失了，直到國慶節也沒有出現。果然，第二年開始，夏衍可以被允許規定時間內會見家屬了。
1972年9月7日上午，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帶着女兒沈寧和外孫趙欣，兒子沈旦華夫婦和孫女沈芸六個人一起到公安部設在府學胡同衛戍區的接待室等候夏衍到來。當夏衍步入接待室時，沈寧看到時隔六年的父親成了一個臉色蒼白、瘦骨嶙峋的傷殘老人，不禁淚流滿面。
蔡淑馨連忙在一邊安慰說：「多少人家都沒有了，我們家都在，還添了人口。」夏衍微笑頷首。他最擔心因為自己的關係而使子女受到牽連，如今看到兒子不僅結婚還添了丁，頓感十分欣慰。趙欣和沈芸當時年紀還小，兩人還爭着玩爺爺的拐杖，待沈寧要阻止，夏衍卻示意不要干預，開心地看着孫輩繞膝。會面的時間就要結束了，乘着看守不注意，夏衍遞給女兒一張摺疊的廁紙，等到沈寧展開看時，那上面是夏衍用燒焦的火柴頭寫下的「不白之冤」四個字。
用火柴頭寫下「不白之冤」（沈芸提供）
1975年被釋放
1975年6月3日，夏衍被轉移至「秦城」監獄，待遇提高了，干擾也相對少了。這時他的右眼已經近乎失明，牢房裏的光照時間很短，他就利用上午光線較好的時間，選讀了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關哲學和經濟學的篇章。夏衍最為得意的是拆被面、洗被面、縫被子，自己全會做，那一刻的成就感讓他感覺自己不再是一個「損目折肢」的人。他也終於獲准給家人留下隻言片語。
6月17日，在江西豐城的林默涵寫信給毛澤東，7月2日，毛澤東在林默涵信上批語：「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就這樣，出獄的轉機不期而遇。夏衍後來記錄道：「1975年7月12日清晨，專案組和監獄負責人突然宣佈：『周揚一案可從寬處理，即日解除監護。』我感到意外，但我還是冷靜地對那個專案組的小頭目說：『關了8年半，批鬥了幾年，要解除監護，得給我一個審查的結論。』對方蠻橫地回答說：結論還沒有，但可以告訴你，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時，和專案組一起來的對外文委的項明同志對我說，已經通知了你的家屬，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於是我就拄着雙拐離開了秦城。」
而對於這次的「釋放」，夏衍的反應似乎遲鈍了，他還懊惱：「剛剛洗好的被子，縫好了，還沒來得及睡一覺，就讓我回家，白忙了……」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號的家，院落已經破敗不堪，原來獨居的院子，已經遷入了七戶人家，加上夏衍八戶，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雜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間客廳和兩間東西房，再加一間緊東頭的廚房廁所，前後院朝北的東側的隔牆上寫着一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標語。
沈芸記得，回到家的祖父夏衍就住在原來的客廳里，窄窄單人床緊挨着客廳西邊的牆，床頭放個茶几，床尾擺了把藤椅。一張吃飯用的四方桌放在屋子中間，冬天再生上個大爐子，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活動空間非常侷促。
饒是如此，夏衍已深覺慶幸，他寫信告訴老友：「十年來第一次得到團聚，深有『生還偶然遂』之感。」當時，雖然監護解除了，但沈家門口經常還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視，還有人在打小報告。不過夏衍依舊感受到了光明和溫暖，「在我回家的幾天之後，首先來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樂觀，一氓的安詳，給了我無窮的勇氣。廖用兩手按住我的肩膀，笑着說：居然還活着，這就好！人間不會永遠是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