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之地的各國領導人，應該捍衛獨立自主的立法與司法體系，維護民主、人權和法治。但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國家及國家制定的法律體系崛起並佔據主導地位，不過是晚近才成形的局勢。歐洲法律所取代的，是達·伽馬到訪印度時早已存在，甚至還曾被羅馬人仿效的古老律法。當今世界大多數法律體系的形成，絕非歷史的必然。
歷史上的大多數法律，都與人們眼中現代國家的法律標準範式相去甚遠。它們並不總是以固定的領土邊界為界限，而是經常與商人或宗教學者一道前往新的天地，並與當地的習慣和規則共存、混同適用。更重要的是，法律和宗教往往沒有區別。特別是在印度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傳統中，法律規則已經不知不覺地化為道德與宗教指南。許多古老的乃至某些直到最近依然適用的法律，根本無視效率、權威和效力等基本要求。歷史上，許多法官視統治者制定的法律為無物，大量立法從未得到執行。然而，那些高度不切實際的法律規定，仍被無比仔細地抄寫在價格不菲的羊皮紙卷上，或者被一筆一畫鐫刻在石板和泥板之上，即便它們實際上無助於社會的平穩運行。歷史學家們一再猜測古代法律的創設意圖。有時，這些法律似乎只是在試圖複製某個更古老或更偉大的文明，然而，達·伽馬遇到的中國商人、印度國王和穆斯林蘇丹，都對古代法律制度所設定的規則敬畏有加。他們所奉行的法律，也只是自四千多年前首次出現以來屢試不爽的統治術的最新示例。
最古老的法典出自美索不達米亞，那是一片夾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沃土，大體位於今伊拉克境內。公元前3000年，烏爾王命令書記官在一塊泥板上刻下法典，並藉此昭告四方，應許其民，施以正義。幾個世紀之後，位於中原地區的華夏領袖在竹簡和青銅器上刻下表意的象形文字，列出一長串嚴刑峻法。他們的繼任者採取了同樣的方法，以訓誡人數不斷膨脹的臣民。與此同時，在恆河平原，印度學者正在根據吠陀的古老智慧制定宗教儀軌。公元早期，婆羅門將梵文字符刻在貝葉上，創造了印度教法的基礎文本，也就是法論。後來的印度教領袖們走遍整個南亞，努力說服像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王室這樣的統治者遵循印度教儀軌，推行印度教法，希望藉此引導一眾信徒走上道德之路。
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和印度的基本法律體系，在語言、邏輯和目的上各不相同。美索不達米亞國王承諾為人民伸張正義，制定了普通人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參照適用的行為規則。中國統治者通過設立刑罰制度，維持開疆拓土後的社會秩序。印度婆羅門則試圖引導普通人信奉教法，也就是印度教傳統所捍衛的宇宙秩序。儘管上述三大法律體系都堪稱獨樹一幟，但如果綜合來看，它們為後續出現的各種法律提供了某種共同的範式。可以說，現代國家的最高成就，便是在當今主導世界的法律體系中融入這三大傳統法律體系的要素，但這一切直到好多個世紀後才得以發生。這些傳統法律體系形成的同時，立法技術也傳播開來，它們鼓舞着志向迥異的國王和統治者，也為更基層的地方領主、村鎮乃至宗族成員所接受。
最早的法律相當實用且世俗。從表面來看，立法服務於試圖管理複雜社會的統治者，法律中有相當一部分涉及人們的共同生活，比如殺戮、傷害、盜竊和通姦等情形所引發的各種緊張關係。就像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期那樣，這一時期的法律還規範了財產的使用，以及產權、繼承、家庭關係和對兒童的責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法律會被用來應付奴隸制所導致的惡果，也會制定用賭咒發誓、酷刑試煉等方式解決爭端的規則。千百年來，統治者逐漸意識到，法律是管理海量國民的有效工具。中國皇帝、印度王公和伊斯蘭哈里發都曾進行人口普查，測繪田地牧場，並使用法律對家庭進行分類、徵收賦稅，以及組建軍隊。村民或宗族會議往往也會制定鄉約，以規範社會行為，解決爭端。
然而，早期法律創製者的目標卻並非僅限於實用。美索不達米亞國王將立法包裝在宏偉的宣言中，向人民承諾踐行社會正義的同時，也在祈求諸神的恩惠。古代中國皇帝宣稱他們通過執行法律來維持寰宇秩序。印度的婆羅門解釋說，他們建立規則，旨在引導人們按照印度教法的要求行事，而這正是世界的理想秩序。其他一些受人尊崇的法律往往也以相當令人費解的方式脫離實際，包括從《舊約》衍生而來的教法原則。儘管受到美索不達米亞傳統的啟發，即立法乃是世俗統治者的工作，但以色列的祭司所追求的，顯然是宗教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