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五經》，或稱《妥拉》，系《聖經》的前五卷。其為我們所熟知的文本形式，大概形成於公元前9世紀到前5世紀之間。它描述了摩西帶領人民走出險地後，如何設定關於敬拜、獻祭和祭祀的規範，以及一套極其複雜的飲食規則。這些規定禁止以色列人吃「可憎惡」的東西，即不潔的牲畜魚鳥，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此後一直困擾着教法學者。希臘哲學家懷疑這些規定是出於醫療目的而制定的，意在防止猶太人食用不安全的肉類。但是，為什麼打着健康甚至口味的旗號，就可以要求以色列人避免進食蜥蜴、鼴鼠、鱷魚和大多數帶翅膀的昆蟲（儘管不是全部）？食用野兔又招誰惹誰了？偉大的猶太神學家邁蒙尼德對尋找其意義感到絕望，宣稱「那些費盡心機為這些詳細規則尋找理由的行為，在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些教法條文當屬早期規則的混合體，起初帶有衛生、審美或宗教目的，甚至可能只是一套規訓體系，要求虔誠的猶太教徒遵守紀律、不假思索地服從。但《利未記》的作者顯然熱衷於推動建立一個有序的社會，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制定這樣一份不合邏輯的言行條目呢？答案只有從更為宏觀的立法目的中才能覓得。例如，不少猶太教法規則都提倡身體的完美，所以殘疾人不能擔任祭司。這些規則還要求信仰的純潔性。比如猶太人必須以正確的方式吃飯、睡覺、穿衣乃至做愛；又比如戰士營地必須與軍事工程分開，以避免被污染、影響；還比如猶太人被告知，他們不應該把牛和驢拴在一處，也不應該把羊毛和亞麻織在一起。這都是為了避免混淆不同的類別。也就是說，法律告訴以色列人如何通過分門別類，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區分潔淨和不潔，從而過上神聖的生活。
從宏觀目標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猶太教法對潔淨與不潔的區分。在猶太人生活的地區，作為基本食材的肉牛、綿羊和山羊，都屬於反芻類偶蹄動物，因此，它們的特徵被猶太祭司作為定義動物潔淨與否的分類標準。於是，一些野生動物也被列入潔淨的範疇，比如羚羊和山羊。但不是所有家畜都能獲此待遇，其中最重要的例外便是豬。祭司還宣稱，沒有鱗鰭的魚，會飛的四足動物，用手一般的肢體行走的動物，以及任何成群結隊的動物，都是可憎惡的。在他們看來，牲畜就應該行走，魚兒就應該游水，禽鳥就應該飛翔；跳躍近似於行走，因此蚱蜢、蟋蟀和某些蝗蟲是潔淨的，但成群飛舞的蟲類基本是不潔的。無論上述決定背後的理由是什麼，對於規則制定者而言，區分潔淨與不潔，遠比避免猶太教徒進食不潔之物重要得多。藉此，可以將猶太人作為遵行神聖立法的族群，與非猶太的外邦人區分開來。在這些區分背後，是一個自視為被上帝選中的民族的宗教願景。
在發展自身宗教傳統時，印度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學者均制定了詳細且廣泛的教法。在中世紀的歐洲，政教之間存在裂痕，結果是將現代法律與宗教律法區別開來。但對於這些世界主要宗教的早期立法者（early lawmaker）來說，這種區分顯然毫無意義。
受到上述文明的啟發，其他一味追求政治目標的立法者，在一系列似乎同樣不切實際的法律中，提出了建構社會秩序的願景。在7、8世紀，居住在中國西部廣闊高原上的吐蕃，尚處於動輒彼此交惡的部族割據狀態，後來，松贊干布橫空出世，統一各部，遠交近攻，最終開創了吐蕃帝國，並設立了司法及行政機關。幾乎可以肯定，在制定法律時，松贊干布和他的繼任者都深受中原帝王治國理政之策的啟發。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敦煌藏經洞裏保存的文件。敦煌是絲綢之路南線的重要驛站，而這座藏經洞從11世紀開始一直保持封閉狀態，直到20世紀才被當地的學者發現。1907年，原籍匈牙利的英國探險家奧雷爾·斯坦因抵達敦煌藏經洞，發現了近4萬份用漢語、藏語和亞洲其他語言書寫的檔案文獻。這位英國人欺騙了當地的看守，從而獲准進洞。他花了好幾天時間在燈籠與火把下翻閱書卷，最後將其中最重要的文獻洗劫一空。流落他鄉的敦煌文書如今大多收藏在巴黎和倫敦的博物館。在這些珍貴的文化寶藏中，歷史學家發現了一些古老的吐蕃法律。
有兩條吐蕃律令規定了某人在獵場受傷時應被支付的賠償金，包括一長串根據犯罪者和受害者的身份進行分級的賠償條目。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份等級相差不大的前提下，殺死大尚論，需要支付賠命價一萬兩；殺死佩戴玉告身者，需要支付賠命價六千兩；殺死佩戴金告身者，需要支付賠命價五千兩；殺死佩戴頗羅彌告身者，需要支付賠命價四千兩；殺死佩戴銀告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