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歷史哲學的思考錄，從出版記錄來看，《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本著作並未完成，這或許是因為胡繩於2000年去世的緣故，或許是因為胡繩晚年對中共革命有所反思，他對中共過早放棄新民主主義路線提出了批評意見，認為黨內的民粹主義和"左派幼稚病"使黨偏離了正確路線，從而犯下了極端冒進的錯誤。
(18)何干之主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第1頁。
(19)參閱同上書，第374-375頁。
(20)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378頁。
(21)同上書，第431頁。(22)[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張源、顧思兼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3頁。(23)[美]沙培德：《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高波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頁。(24)[美]卡爾·魏特夫：《"毛主義"的傳說》，陳葆華譯，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傳說"的傳說》第四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46頁。
(25)同上書，第245頁。(26)參閱同上書，第248-249頁。(27)[美]本傑明·史華慈：《"毛主義"傳說的傳說》，劉玉昕譯，參閱同上書，第250頁。(28)同上書，第250頁，參閱本傑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4-187頁。(29)參閱同上書，第251-252頁。(30)[美]本傑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85頁。
(31)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321頁。(32)同上書，第321頁。(33)同上書，第444頁。(34)[美]柯文、梅谷、麥克法夸爾：《懷念史華慈》，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47頁。(35)柯文對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框架"的主要質疑是，他認為根本不存在着一個"整體的西方"，"西方"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包括美國，亦是存在着文化內部的種種變異，所以，"'作為整體的西方'從來沒有對任何社會產生過任何衝擊。"參閱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4-5頁。(36)參閱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張離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426-430頁。(37)參閱蕭延中等編著：《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二卷，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87頁。
(38)[美]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家棟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05頁。(39)[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論叢》，顧良、張慧君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第119頁。(40)《中國：新歷史》"新"在何處？費正清在自序中寫道："從換新的角度，以新的資訊為依據，來看中國悠久歷史，看中國多管道的改革、動亂、革命，以及在近一百年中極大成功與慘敗的記錄，我們或許看得出將塑造中國未來並且影響吾人未來的長期趨勢與現有條件。"余英時在為該書寫的序中認為："他的書名叫做'新史'，這個'新'字恐怕在潛意識中含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別是有關中共政權的歷史論斷。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但在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版了。他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並不是'不可能被壓制的'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余還提到，費正清曾經承認，西方漢學家們有一種職業病，大概出於"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余為此引述了費正清在書的附註中特別加的一條"夫子自道"："我在1972年十月號《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說：'毛澤東的革命'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是數百年來僅此一見的'最好的事'。"余評論道："這樣公開的自責，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參閱費正清：《中國：新歷史》，薛絢譯，台灣正中書局，1994年，費正清自序，余英時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