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而論，魏特夫在學理上對費正清和史華慈的質疑未必都是合理的，中共革命在歷史上獨立於蘇俄模式以及領導農民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確是中共革命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事實判斷層面，可以說中共革命的勝利是對俄國十月革命模式的一個"創新"，中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奪權道路的確與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起義為中心的奪權道路有着重大差異。魏特夫批判性視野的重要性在於，他提醒人們："中國共產主義和它的蘇聯模式與對手一樣，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現象"，兩者在本質上並無差別，"毛主義"並未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蘇聯模式"離經叛道"。在中蘇兩黨嚴重對立之中，魏特夫關注的是"中國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及其與蘇聯的關係是什麼？"以及"近來中國共產黨和莫斯科之間的衝突又意味着什麼？"在魏特夫看來，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認真地探討"極權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尤其是在美國流行的對中國J權主義革命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的情況下，"現在的形勢需要糾正這種貧乏的狀況，也需要一切善意的人們共同合作，不管他們以前有過什麼分歧。"魏特夫特別強調："昨天的錯誤可作為我們觀察明天的借鑑。"(26)
史華慈當然不會接受魏特夫把他發表於1951年的代表性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打入在"昨天的錯誤"的清單里，更不會承認他和費正清、布蘭特共同犯下了一個"並非偶然"的錯誤——"它已給我們與世界共產主義的鬥爭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惡果。"(27)史華慈認為，《歷史文獻》和他的書"一貫強調了中國共產主義中列寧主義的不變真理"，(28)他之所以提出"毛主義"這一概念，並賦予其和斯大林主義等量齊觀的"語義學意義"，是因為"主義"不僅意味着這是毛和斯大林所闡述的戰略和策略，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們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革新家"的主張，最後可能指同舊教義的真正背離。(29)史華慈在面對魏特夫的挑戰時為自己所做的辯護是成功的，他沒有否認而是認為"毛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永恆原理"的統一性，認可毛澤東曾經是一個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但是這些認知並沒有妨礙他闡述這樣的看法：
"列寧主義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其總的趨勢是走向分裂，而不是像它的正統支持者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是'豐富'和'深化'。由此，我們主張，在黨與階級的關係問題上，毛澤東主義在行動上的異端意味着這個分類過程的另一個重大舉措。然而，儘管這個趨勢是朝向分裂，我們依然主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其他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完整生動的原理。"(30)
史華慈在1951年對中共革命和"毛主義"的研究反映了"費正清史學"對於中國問題的一般看法。費正清在回顧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的對華政策時，首先提到的是"美國對於中國形勢的嚴重無知"，尤其是對於中共方面的情況幾乎完全是空白，除了那幾個到過延安的觀察家（包瑞德、謝偉思、盧登等），對於中共的樂觀精神和決心有點感覺之外，美國整體上"表現出對中國實際完全沒有理解"，"結果是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31)除此之外，在費正清看來，美國先入為主的反共產主義的偏見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厭惡情緒讓美國公眾陷入在"稀里糊塗"的情勢中，"大多數人甚至沒有意識到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在過去歷史中有深刻根基、並對未來起着旋轉乾坤作用的革命。"(32)正是基於這兩個基本判斷，費正清的中國革命敘事一方面是要填補美國關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巨大認識空白，另一方面是要向美國公眾講述一個"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描繪了中國的兩個形象，一個強調今天中國同它長期過去歷史的連續性，一個強調革命變革和創新的新穎特點。"(33)費正清主導的學術共同體，幾十年來一直在致力於完成這兩個基本的歷史使命，始終把中國置於傳統與變遷的關係之中來估量中國革命的性質與意義。如果說費正清是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奠基者，開拓的是基本的理論分析框架、宏觀的研究範圍和長時段的歷史進程，那麼，史華慈則是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對中共革命進行了先驅性的研究工作。柯文、梅谷（Merle Goldman）和麥克法夸爾公正地評價了史華慈關於中共革命研究的理論價值："直至今日，《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不僅僅在共產主義運動比較研究領域，而且在政治史與思想史領域，也仍然是先驅性的研究。在特別複雜的政治、個人、國際語境之中，他分析了20年代早期幾十年中發生的意識形態爭論與思想爭論。他是第一位通過數量巨大的文獻，向人們揭示中國共產黨人決不僅僅是斯大林與蘇聯的傀儡，而具有他們自己的辦事主見。像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人物隨時都會與莫斯科決裂，只要它的秩序與他認為的中國實際發生碰撞。"(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