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麼原因，這幾天關於林徽因的微信特別多。昨天下午，一位網友給我打來電話，說林徽因是她的偶像，並把林當作自己的頭像。今天一早，約克學院的周教授發來一張圖片，說當年梁思成給每個縣的郵電局長寄去兩塊大洋，請他們把當地的古建築拍好照片寄來。此外，我還看到一篇文章，披露了林徽因怒斥吳晗奉命破壞北京古城的惡劣行徑。
林徽因顏值絕佳，學問一流。她雖然參與共和國國徽和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但是卻很快離世，所以我認為她應當屬於民國，是國民心中的女神。
上世紀90年代，我以林徽因為題寫過幾篇短文。今天我將它們合在一起，作為對三八國際婦女節的紀念。
山西之行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出身名門：二人的父親梁啓超和林長民，一個是近代思想啟蒙的先驅，一個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在求學時期，他們就在父輩的支持下，游遍歐美諸國，在飽覽其建築藝術的同時，也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思想文化、社會體制和風土人情。回國後，為了創建中國現代建築學，他們在教學之餘，開始對國內古建築進行全面考察。他們知道，無論是地上還是地下，山西都有文物之鄉的美譽，所以很自然地把山西作為考察的重點地區。
1934年夏，他們第一次來到山西，考察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廟。按照他們的觀點，凡是名勝古蹟，最容易「遭『重修』的大毀壞，原有建築故最難得保存！」而較少遭受破壞的古建築，往往在人跡罕至之處。再加上當時「同蒲鐵路正在炸山興築，公路多段被毀，故大半竟至徒步……」（梁思成、林徽因：《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因此這次旅行的艱苦程度可想而知。
旅行的第一站是汾陽的峪道河鎮。這是一個專為外國人開闢的避暑勝地。同行的還有他們的外國朋友費正清夫婦。隨後，他們沿汾河向南，經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城，再返回汾陽。據費正清回憶，旅行中，「菲莉斯（按：林徽因的英文名）身穿白褲子，藍襯衫，儀容整潔瀟灑，與思成的卡其布服裝形成對照。……（每到）一所寺院，思成用他的萊卡照相機把每一方面都拍攝下來，而菲莉斯靠我們的幫助進行測量，以便按比例繪製。」費還特別提到，梁雖然在年輕時因車禍而留下足疾，但他為科學獻身精神卻令人感動。
考察中的風險隨處可見。正如梁、林所述：有一次「入山深處，出手已不見掌，加以腳下危石錯落，松柏橫斜，行頗不易，喘息攀登，約一小時，」才找到一處廟宇歇腳；又如《費正清對華回憶錄》所言：「我們的友誼是在艱難時刻同甘共苦所結成的，在空曠道路上的歷險使我們4個人在難以忍受的環境中相依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這是一篇頂着災難取得成就的故事，而這場災難已被勇敢地戰勝了。」
梁氏夫婦第二次來山西是在盧溝橋事變前夕。此行的重大收穫，是發現了被譽為「國內建築之第一瑰寶」的唐代木結構建築——五台山佛光寺，從而使他們感到無比欣慰。（1996-7-26）
不游名勝
去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梁思成、林徽因山西之行》的短文。那是讀了《費正清對華回憶錄》和梁氏夫婦的一篇文章後寫的。文章脫稿時我就因為篇幅有限，感到未能盡興；如今讀了費慰梅女士的《梁思成與林徽因》，還想再說幾句。
費慰梅又名維爾瑪，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妻子。1934年夏，他們與梁氏夫婦一同到山西考察過古代建築，因此她在書中專門辟出章節，詳細介紹了這一經過。當時，他們是由太原到汾陽，然後沿汾河南下的，所以晉祠是此行的必經之處。
誠如一篇中學課文所說，晉祠是把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的旅遊勝地。它不僅有「三美」：水美、樹美、山也美；而且還有「三絕」：始建於宋代的聖母殿，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帶圍廊宮殿，圍廊柱子上的木雕盤龍，是同類建築中資格最老的藝術珍品，殿前的魚沼飛梁，以其奇特的造型為建築史所罕見。此外，殿內的眾多宋代泥塑和殿外的一系列建築小品，也巧奪天工，各具匠心。但是，梁思成夫婦卻未把它列入考察範圍之內，以至於費女士在書中只寫了這麼一句：「當我們在汾州分手的時候，他們還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晉祠。」
為什麼他們不先到晉祠呢？原來，梁氏夫婦對於現存的古代建築有一種看法：只要是名勝古蹟，就很容易被世人重修，而每一次重修都是一次巨大的破壞。這就使他們在尋訪古建築的時候形成一個習慣：越是名勝越不能看。因此，儘管他們明明知道這裏早已是「出名的『名勝』，聞人名士由太原去遊覽之風氣自古盛行」，也明明「知道晉祠離太原近在咫尺，且在太原至汾陽的公路上，」但是他們卻甘願與它擦肩而過。
這觀點對於時下盛行的古建築維修之風不啻於當頭棒喝。過去我也覺得那些修葺一新的名勝古蹟越看越彆扭，越看越難看；如今才明白一個道理：「重修是一種破壞！」也許有人會說，眼看着名勝古蹟即將坍塌或者已遭破壞，不維修怎麼能行？在這裏，我只能說那是因為我們缺少一種「廢墟」意識和「廢墟」文化。所以，這種對古建築的維修，就如同想給馬王堆出土的老太太植皮豐胸、重施粉黛似的，完全是一種拙劣行為。
當然，僅僅用廢墟文化還不能完全解釋重修之風愈演愈烈的原因。因為有許多事情與其說是一種文化現象，不如說是被利益驅動。戰爭年代有個口頭禪，叫「大炮一響，黃金萬兩」。現在呢，大家也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話，那就是「工程一開，鈔票就來。」
這正如林徽因所說，你們毀了真古董，再造假古董，必將身敗名裂。（1997-11-12）
學術理想
讀美國學者費慰梅寫的傳記——《梁思成與林徽因》，不能不為他們的友誼所感動。30年代初，費正清和費慰梅來到中國，結為伉儷。由於他們與梁思成住在同一條胡同，所以很快便成為最好的朋友。
據費正清說，他初來中國時，給自己起了個「范朋克」的中國名，但是梁思成卻給他改為「費正清」，並且解釋說：「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中國話『番邦客』。而費正清的意思是費氏正直清廉，且『正』『清』兩字又跟你的原名john king諧音。使用這樣一個漢名，你真可算是一個中國人了。」難怪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會有這樣的話：「我們在中國（或者在別的地方）最親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們是兩個把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傳統結合起來的人。……中國對我們產生巨大的影響，而梁氏夫婦在我們旅居中國的經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梁思成與林徽因》是費女士晚年的一部力作。她介紹說，從這本書中，美國讀者不僅看到一個陌生的中國，也為梁氏夫婦的理想和毅力所感動，有的人甚至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我讀了這本書之後，覺得他們的理想和毅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古代建築的考察，二是對學術事業的執着，三是對北京古城的保護。
對古代建築進行實地考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關於這一點，僅僅從書中的二張照片中就可以看出。照片是1934年這兩對夫婦在山西考察時拍的。崎嶇的小路，爬行的驢車，荒涼的景象，記錄了旅途的艱辛和勞頓。至於落後的食宿條件（碗筷上的病菌、火炕上的虱子、廁所里的蛆），險惡的社會環境（可能會遇上土匪搶劫和軍隊阻攔），書中均有翔實的描述。另外，費正清也在回憶錄中說：這次「歷險使我們4個人在難以忍受的環境中相依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這是一篇頂着災難取得成就的故事，而這場災難已被勇敢地戰勝了。」
抗日戰爭中，費正清再次來到中國。當他看到梁氏夫婦雖然被可怕的通貨膨脹、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無情的疾病所折磨，卻仍然執著於學術研究時，不禁感慨萬分地說：「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費正清除了向他們贈送藥品、奶粉、自來水筆等貴重物品（據說一支派克筆相當於一個教授一年的工資）外，還幫助梁思成將其《中國建築史》製成微縮膠片，以便保存出版。
費慰梅也說：當時梁思成正在被脊椎關節炎所困擾，體重也降至102磅。為了完成書中需要的繪圖，他不得不在油燈下徹夜工作，並用一個花瓶支住自己的下頜，以減輕頭部對脊椎的壓力……
看看當年的學者，再看看如今的學界，真讓人感慨萬分。比如在評職稱的時候，行賄受賄的現象十分普遍。學術研究本來是純潔高尚的事業，它容不得半點虛假和醜惡。如果追求真理的學界都被踐踏到這種地步，其他事業還有什麼希望？
《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內容大多取材於作者和傳主的通信，但自從他們分別屬於兩個世界之後，通信便被迫中斷，所以費女士對梁思成在50年代保護北京古城的情況，特別是他的內心痛苦和真實思想，寫的比較簡略。所幸這些事已經多有披露，比如梁思成哭城牆之類，可以彌補書中不足。遺憾的是，當1972年費正清第三次來到中國時，林徽因早已病故，梁思成也於幾個月前溘然離世。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是我國現代建築學的奠基人。如果說高尚的理想和頑強的毅力使他們在學術上能夠卓有成就的話，那麼頻仍的戰爭和頻繁的運動卻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打擊。耶魯大學的史景遷教授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說：「這是一個浪費驚人的世紀，浪費掉了機遇，浪費掉了資源，也浪費掉了生命。」可見在即將告別20世紀的時候，重新認識、總結、反思一個世紀的歷史，是多麼重要的事情。（1998-2-20）
2021-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