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中心的歷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18)該書把中國"現代"起源的標誌設定為五四運動，同時把五四運動直接視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起點，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既視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也視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們認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的勝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勝利進一步削弱了帝國主義陣營和加劇了資本主義總危機，使世界兩個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巨大變化，極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因此，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的。"(19)
費正清對以胡繩、何干之為代表的黨史敘事的所有既定結論肯定會保持異議，他的中國革命敘事未必是中共黨史的美國版，儘管他把文化革命作為"偉大的中國革命"區別於英美革命的一個核心標準，但他還是毫不留情地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任何觀點看，都是歷史上最離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這場有一億人積極參加、影響到五億人的超大規模的運動，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統一領導？或許就是文化大革命所產生的顯而易見的災難性後果，讓他不得不謹慎地用"偉大的"這類修飾語來定義中共主導的革命進程，同時讓他意識到了毛力圖通過革命來實現科學技術發展和社會結構以及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並不成功，"這意味着中國儘管有了令人矚目的現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對着社會革命的問題。"(21)如此看來，中國漫長的革命進程——從太平天國革命到中共革命，並沒有如費正清所期望的那樣，真正完成它應該完成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標，並沒有真正推動中國從王朝循環的軌道上擺脫出來而進入到現代化進程。
費正清的"衝擊—回應"理論認為"當代中國變革轉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興力量與本土傳統習慣及思維方式之間的衝突互動，"(22)這條定律用來解釋中國因於外部的巨大壓力而發生內部變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論效力。不管中華帝國在19世紀初期已經顯露出非常沉重的內部危機，如果沒有來自於西方國家從鴉片戰爭以來持續不斷的衝擊，中國的內部動盪或變革是否會轉化為一場革命並導致最後一個王朝的覆滅，猶未可知。但是，費正清基於"衝突—回應"的理論框架來描述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革命性變遷，顯然並沒有清楚地界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尤其是過高地估計了中共革命的意義。李劍農的革命敘事至少是質疑了天平天國革命是一個缺少"現代精神"的革命，依據此邏輯實際上可以進一步追問其後發生的一系列革命運動的"現代性"意義。如同美國學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關於辛亥革命的三個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興起中的資產階級的革命；（3）城居士紳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場'革命'）。"(23)這表明，中國革命的"革命性"和"現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對中共革命的性質和意義的追問與審視。
現在有必要重新回顧歷史上的一場重大爭論。1960年，卡爾·魏特夫對本傑明·史華慈首創的"毛主義"這個概念提出了質疑，進而質疑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共同編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對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華慈在他的"老師和嚮導"費正清研究的基礎上，創造了"毛主義"這一術語，以區別於斯大林主義，認為"毛澤東的獨創性"在於，一是背離了莫斯科的教條和指揮，既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偏離了列寧和托洛茨基；二是發現了農民的歷史作用，"把農民運動作為革命的階級基礎"（費正清語），"農民本身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史華慈語）。對此，魏特夫針鋒相對地指出，"毛主義"只是一個傳說，"《歷史文獻》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創造了'毛主義'的神話"，(24)即把"毛主義"塑造為一個獨立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魏特夫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來證明他們從來就沒有忽視過農民的歷史作用，同時他用毛的話來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中國革命的）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提出來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是來源於斯大林的指示和啟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質疑費正清和史華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為在此時發生的中蘇論戰讓許多美國學者偏向於站在中共一邊，"毛主義"的神話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地緣政治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