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他們早就以影像的形式展覽過了。歐洲死亡集中營的照片被當做歷史重要的見證，而這並沒有考慮照片中的人或倖存下來的死者家屬的感受。但這些活着的人的情感從來都無人在意，理查德·朱拍攝的那張剛遭暗殺的羅伯特·甘迺迪的照片被展覽了，埃塞爾·甘迺迪（EthelKennedy）抱着丈夫懇求攝影師不要拍照的照片被展覽了，越南小姑娘遭到凝固汽油彈襲擊後裸身奔跑的照片被展覽了，米卡爾·賈奇神父被奉為神聖的死亡照片也被展覽了。一切都被展覽出來了。相機鏡頭無法辨別生死，歷史對一切一視同仁。
跳樓者的照片和剛剛提到的其它照片的區別是，身為美國人的我們，正被要求遺忘它們。這種歷史性的區別就是，宣稱愛國的美國人們，已經選擇不再去看這些照片了。十幾個，幾十個，也許上百個人從燃燒的大樓跳了下來，但弔詭的是，我們已經認為這不值得被關注，因為我們早已默認這種關注本身也毫無意義了。
嘉芙蓮在父親的葬禮上沒有看記者夾在胳膊下的照片。她媽媽尤勞吉婭也沒有看。只有姐姐傑奎琳看了一眼，隨後勃然大怒，轟走了那位可憐的記者。但此後，這張照片就像影子一樣伴隨着她們。諾伯托是這個家庭里最重要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銘是和家人「永遠在一起」。這個家破碎了，而那張跳樓者照片還在繼續撕扯着母女們。她們不相信照片上的人是諾伯托，也逐漸疏遠了那些根據報道分析而篤定的人。
倘若諾伯托還活在世上，他們一家還會住在昆斯市那條最熟悉的街區上。而現在，尤勞吉婭太太和孩子們忍痛割愛搬到了長島，只因為16歲的女兒塔迪娜。她長得最像父親諾伯托：寬寬的面頰，黝黑的眉毛，厚厚的黑嘴唇，不拘言笑。然而在原來的房子裏時，她每晚都能夢見父親，總聽見有人在枕邊竊竊私語，說她父親從窗戶跳了出去。
諾伯托絕對不會從窗戶跳下去的。
世界各地讀過切尼寫的那篇跳樓者文章的人都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諾伯托，他就是從世貿大樓的窗戶跳下去的。一些人寫了很多關於他跳樓的詩。還有一些人打來電話，說要給他的家人捐款，或是想要有償採訪。但他絕不會跳樓的，他的家人明白，那個跳樓的人絕對不是她們的爸爸。「他一直想着回家。」一天早晨，在掛滿父親照片的客廳里，女兒嘉芙蓮說，「他一直想着回家和我們團聚，他知道從窗戶里往外跳是回不了家的。」
嘉芙蓮22歲，皮膚黝黑，有着一雙褐色眼睛，穿着T恤和運動褲，腳上蹬着一雙拖鞋，緊挨着媽媽坐在長椅上。她的媽媽皮膚呈焦糖色，褐色的頭髮緊貼在腦袋上，穿着一身點綴着藍天和白雲的套裙。尤勞吉婭太太在大部分時間說英語，遇到關鍵問題時，馬上用西班牙語與女兒耳語，然後由女兒翻譯成英語。
「媽媽說他死時一定在想着我們，她仿佛當時就在現場看着他一樣。我知道這聽上去有點奇怪，但她非常了解他。他們從15歲就在一起了。」尤勞吉婭太太知道，丈夫諾伯托不會因煙霧和大火就跳樓拋棄了她們母女，為了和家人團聚，他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和煎熬。她知道丈夫死去時，最後在眼前出現的一定是妻女們的臉龐，而不是窗外空蕩、美麗卻殘忍的天空。
為何這麼確信呢？「我幫他穿的衣服。」尤勞吉婭太太用英語回答，臉上浮現出笑容，隨即又陷入傷感。「每天早晨我都幫他穿好衣服。我記得那天早晨他穿的是綠內褲，黑襪子，藍牛仔褲，戴着卡西歐表，上身穿了一件方格藍襯衣。」她開車送他到了地鐵站，像往常那樣，他沖她揮了揮手，隨後消失在了台階後。
他在公司不需要換上工作服嗎？「他在餐廳換衣服，」與父親同在「世界之窗」上班的嘉芙蓮說道。「他是糕點師，所以要穿白褲子或廚師褲，就是那種黑白相間的格子褲。他會穿白色外衣，裏面套一件白色T恤。」那他穿過橘黃色襯衣嗎？「沒有，」尤勞吉婭太太斬釘截鐵地回答，「我丈夫沒有橘黃色襯衣。」
這裏有幾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的是橘黃色襯衣。想看看照片嗎？嘉芙蓮代媽媽回絕了，然後解釋說：「媽媽不應該看。」然而過了一會兒，當她獨自在門外的台階上坐下時，她說：「請，請讓我看看，快點，別讓媽媽看見。」
當她看到理查德·朱對這名跳樓者連續抓拍的12張照片時，突然驚訝得屏住了呼吸，輕喊了一聲媽媽，但尤勞吉婭已經站在了她身後，伸手拿走了照片。她一張一張地仔細端詳，臉上浮現出一種勝利者的輕蔑表情。
「這不是我丈夫，」她把照片遞給記者。「知道嗎？只有我才了解諾伯托。」她突然又拿過照片，仔仔細細地又看了一遍，最後肯定地搖了搖頭，「照片上的人是個黑人。」她要走了這些照片，以便給那些相信諾伯托跳樓自殺的鄰居們看看。這時，嘉芙蓮雙手抱胸，低頭坐在門口的台階上。「他們說如果爸爸是因為跳樓才死，那他會下地獄的，」她低聲說道，「網上說是地獄的魔鬼帶走了爸爸。如果那真是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肯定會垮掉的。我會進精神病院的……」
她母親站在邊上，臉上已經沒有了先前那種好鬥的驕傲，滿是哀愁。「求你了，」她關上屋門前懇求道：「請替我丈夫洗清污名。」
康涅狄格州，屋裏的電話響了，一個女人拿起了電話。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他想確認一下刊登在2001年9月12日《紐約時報》上的跳樓者的身份。「說說照片上的人長什麼樣？」她問道。男人說就是那張家喻戶曉的跳樓照片。「是不是網上說的那張『天鵝墜落』的照片？」女人又問。也許是吧，男人回答。「那就是我的兒子。」女人說。
9月11日那天，她失去了兩個兒子。他們都在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經紀公司上班，而且在同一間辦公室，背靠背坐着，從事股票研究。但打來電話的男人告訴她，照片上的人可能是餐飲服務員，穿着白色上衣，跳樓時腦袋朝下。「那不是我兒子，」她說，「我兒子穿的是黑襯衣和卡其布褲。」
她知道兒子當天上班的裝束。她急於知道究竟是什麼奪去了兩個兒子的性命，卻沒有勇氣面對真相。9/11後，她不再看報紙，也不再看電視。新年前夕，她無意中拿起了一份《紐約時報》，上面刊登了一長篇全年大事回放，其中有一張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經紀公司的全體僱員聚在世貿中心殘骸上的合影。從他們的舉止和做派上，她好像又看到了兩個兒子的身影。於是，她給這張照片的攝影師打去電話，請他放大一張高清晰度的照片給她確認。看着這張合影，她感覺兒子還活着，兄弟倆仍然在並肩工作，他們是好兄弟，也是好搭檔。
「我能肯定的是，他們兩兄弟始終在一起，」她說着，眼淚奔涌而出，聲音聽上去突然高了一個八度。「但我時常在想，他們用了多久才知道，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他們應該很慌亂，也很害怕，但是他們是在哪一刻意識到了死亡呢？在那一刻他們徹底放棄了希望呢？這一切可能都來的很快很快…」電話上的男人並沒有問她的兒子是否也跳了樓，他只想知道這張照片上的跳樓者是誰，但女人已經給了他答案。
諾伯托家人認為跳樓是一種背叛，背叛了他對家人的愛的承諾。而對於那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母親來說，跳樓是一種絕望下的選擇，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她選擇繼續尋找，繼續觀察，繼續詢問，與這種絕望為伍，以個人的方式記住這一切。她本可以選擇遺忘。但如今，這通電話里拋出的問題又將她拉回了原點：她做了對的選擇嗎？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選擇。」她說。「我沒有其它的選擇了。」
諾伯托的女兒嘉芙蓮說，她看到那組照片後就知道了跳樓者是誰，但她拒絕吐露這個人的名字。「他有個妹妹，那天早上他還和她在一起，」她說。「他還跟我媽媽說過，會好好照顧妹妹。他不該丟下妹妹跳樓自殺的。」她說他是個印度人，確認其身份很容易。他叫辛格。但他身材瘦小，一點都不像照片中的跳樓者，臉上也沒有蓄鬍須。他在「世界之窗」的視聽部門工作，那天應該穿着襯衣，繫着領帶，不該穿廚師才有的白外衣。採訪了「世界之窗」的所有倖存者，沒人相信照片上的人長得像辛格。
他有妹妹，所以他絕不會丟下妹妹自己而去。
「世界之窗」的一個經理看過照片後說這人叫格邁茲。幾天後，他又仔仔細細地看了幾遍照片，然後否認了先前的判斷。衣服不對，身材也不對。從穿着上看，跳樓者很像莫羅或吉米奈茲。但吉米奈茲在廚房工作，應該穿格子褲。莫羅在採購部工作，不該穿白色外衣。再有，莫羅身材肥胖。而在這張照片中，跳樓者只是微胖。在此後連續抓拍的照片中，跳樓人的體形幾乎都被拉長了。餐廳後廚的人，包括諾伯托本人，從着裝上看與照片中的跳樓者都不符，所以都被一一排除了。宴會服務生也許身着黑白色的衣服，但沒有人記得有誰長得像那個跳樓的人。
2001年9月11日，「福迪食品公司」也有僱員跳樓。但他們的僱員全都在廚房工作，也就是說他們穿的不是格子工褲就是白色工褲，公司不允許任何人在白色外衣里套橘黃色襯衣。但一個曾在「福迪食品公司」工作過的人記得，有個小伙子經常到他的櫃枱替坎特證券公司的高官購買食物。他是個黑人，身材頎長，留着山羊鬍子，穿着廚師外套，敞着扣子，裏面套着一件橘黃色襯衣。
可在坎特公司，卻沒人記得有這麼一個人。
當然，確認照片中的跳樓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打電話給任何一個跳樓者的家屬，詢問他們的兒子或父親或丈夫人生中最後一天的情況，他們出門上班時有沒有穿一件橘黃色的襯衣。
但該打這樣的電話嗎？該問這樣的問題嗎？這會加重他們的痛苦嗎？他們是否會像諾伯托的親人一樣，認為這是一種對死亡的褻瀆？又或者，這能被視為一次救贖？
喬納森·布萊利（JonathanBriley）在世貿大廈的「世界之窗」上班。他的一些同事們在看過這張照片後說，他可能就是照片中的跳樓者。他是黑人，皮膚光亮，身高190厘米，43歲，臉上蓄着鬍鬚，留了一撮山羊鬍子。他太太叫希拉里。
他的父親是個牧師，把一生都獻給了主。9月11日後，他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向上帝追問他兒子去了哪裏。他一定得知道這件事。「上帝啊，我要知道我的兒子在哪裏。」連續三個小時，他都在用低沉的聲音如此祈禱，直到他把一輩子積攢的慈悲耗盡。
第二天，聯邦調查局（FBI）打來電話，說他們找到了他兒子，屍體奇蹟般地完好無缺。
牧師的最小兒子蒂莫西趕去辨認他的哥哥，他一眼就認出了哥哥的皮鞋：那雙黑色高幫皮靴。他脫下一隻帶回家，放在了車庫裏，作為對哥哥的永久懷念。
蒂莫西聽說了很多有關那張墜樓者照片的事。他是紐約州芒特弗農市的警察。哥哥死後，有人特意把9月12日刊登這張照片的報紙放在了他的辦公桌上。他一眼就看見了這張照片，便憤怒地把報紙合上，不再多看一眼。但他沒有扔掉報紙，而是把它藏到了抽屜的最底層，上了鎖。如同把哥哥的皮靴放在車庫那樣，以此作為對他的懷念。
布萊利的姐姐格溫多琳也知道這張照片。報紙刊登這張照片的當天她就看到了。她知道哥哥患有哮喘，煙霧和熱浪會讓他窒息。
姐弟倆都知道哥哥一般穿什麼上班。他穿白襯衣和黑褲子，腳上是高幫黑皮靴。弟弟還知道哥哥有時侯會在白襯衣里套上一件橘黃色T恤。他很喜歡那件橘黃色T恤，去哪兒都穿在身上。有一次，他跟哥哥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才能扔掉這件破橘黃T恤呀？」
但當蒂莫西前去確認哥哥的屍體時，他只能認出那雙黑皮靴，衣服已經無法辨認了。9月11日早晨，布萊利很早就出門上班了。臨走前，他親吻了還在熟睡中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希拉里在那天早晨並沒有看到他穿的衣服。當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後，她把丈夫的衣服全都打包送走了，沒有清點到底少了哪一件。
布萊利是那個跳樓者嗎？也許是的。他拋下了所愛的人，從窗戶上跳樓自殺，也許是在極度絕望中求得生命的解脫，也許是為了早點趕回家與家人團聚。又或許他根本就沒有跳樓，因為人人都知道，上帝並不歡迎跳樓自殺的人。
但是，哦，你不得不跳下去。
也許布萊利就是那個跳樓的人。但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確認的只是那最開始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9點41分15秒，一個名叫理查德·朱的攝影師抓拍到了一個人，他穿越時空，從天而降。隨即，這張照片刊登在了大大小小的報紙上，隨後又銷聲匿跡了。再後來，這張在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變成了一座沒有標記的墳墓，而掩埋在畫面中的跳樓人，成為了戰爭中我們永遠不知其名的烈士。照片是我們對跳樓人的僅有的一點了解，但這卻讓我們每個人在恍惚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片就是跳樓人的紀念碑，同屹立在世界各地的無名烈士墓一樣，無休止地探究早已經沒有了意義。
因為每個人其實一直都知道跳下的人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