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題為「忽視養育人文精神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一文中，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提到一個關於該校歷史教師趙利劍的著名故事，就是2001年9月12日上午的歷史課。
他對這節歷史課的評價是「一個引導學生如何對待生命、尊重生命和對生命價值進行深刻思考與探求的教育課堂」。中國歷史老師如何在課堂上講述和評價「911事件」？趙利劍老師曾對學生說過一句話：博愛是人類道德的最高境界。多年後當他回顧這堂不同尋常的歷史課時，他的心情或如這篇文章的標題「敬畏生命回歸人性」，莊重、冷靜而虔敬。
敬畏生命回歸人性（2014）
文/趙利劍
「老師，您別講課了，講講昨天的事兒吧！」
「老師，我們都是住校生，沒看電視，你給我們說說吧。」
「老師，對這事兒您怎麼看？」
……
這是2001年9月12日早晨，當我走進高二八班的教室時，同學們七嘴八舌向我提出的要求。這節課我原本是準備按正常教學進度繼續講「鴉片戰爭」的，但我發現，學生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正課」上。其實，不要說學生，就是我本人，也還沒有完全從昨晚的震驚中回過神來。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記得「9.11」事件當天及之後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那天是周二，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慶祝教師節活動後，剛剛回到家中，便接到朋友電話，他告訴我「出了大事」，有人駕駛飛機去撞擊美國紐約世貿雙塔！
我隨即打開電視。隨着時間的推移，整個事件的脈絡也逐漸清晰……極度的震驚使我的大腦一片空白，我盯着電視屏幕上那不斷重播的客機撞擊大樓的畫面，試着讓自己身臨其境：那些駕駛飛機沖向建築物的「聖戰者」，當然是「視死如歸」的，可那些飛機上被劫持的無辜乘客呢？當他們發現自己乘坐的飛機正在撞向世貿中心，正在撲向死神的懷抱時，他們心中是怎樣的感想呢？當那些世貿大樓里的人，發現一架龐大的飛機正在撞向自己，而自己卻躲無可躲、逃無可逃時，他們又會是怎樣的情緒呢？驚愕？恐怖？絕望？……還是其他？
讓我更加驚愕的是後來發生的事。隨着「9·11」事件消息的傳播，我發現有很多人竟處於節日般的興奮與喜悅中，他們或眉飛色舞地描述着事件的細節（殘酷的細節！），或揚眉吐氣地宣告美國霸權的終結，或意氣風發地讚揚肇事者為「反對美國霸權的英雄」。這其中，不乏教育工作者。
就在不久後我參加的一次教研活動中，一位論年齡我可以叫她「阿姨」的前輩在大庭廣眾之間「光明磊落」地坦承：「我覺得這事兒特別痛快，解氣，讓他美國想打誰就打誰，這回老實了吧？」一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教師，也大力附和，並聲稱自己一貫反美，深為此事而感到歡欣鼓舞！
我不禁想問問他們：你在大學裏都學了些什麼？你們是喝「人奶」還是「狼奶」長大的？你們又打算用什麼來「餵」你們的學生？你們希望學生長大了變成和你們一樣的人嗎？
至少，我不希望我的學生變成他們那樣的人。
……
對學生們的要求，我無法置之不理，或者照本宣科講我的「鴉片戰爭」，美其名曰「保持正常的教學進度」，否則，學生會失望，甚至會蔑視，我也就成了一個戰場上的逃兵。
我對學生說：我可以講，但我有個提議：讓我們共同為昨天事件中的罹難者默哀一分鐘。
很多學生表示贊同，而其他人並未表示出明顯的反對。
我宣佈默哀開始，但說老實話，我的默哀並不專心（說來慚愧，實在是對死難者的不敬），因為我要觀察學生。在學生的眼睛裏，我沒有看出漠然和漫不經心，相反，每一個人都低垂頭顱，表情肅穆。
孺子可教。
默哀畢，學生落座，該我講話了。然而，我該給他們說些什麼呢？
對於那些為「9·11」事件喝彩的人，我一直想問他們一個問題：假設死難者中有你的至愛親朋，你還會歡欣鼓舞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無話可說，也沒什麼必要說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意味着：在這件事上，你的態度取決於死難者中是否有你的至愛親朋——你的至愛親朋遇難，你便哀矜涕泣；而別人的至愛親朋遇難，你便手舞足蹈——那麼，這算是個客觀的標準嗎？
我一直想弄清楚，人們為什麼要為這件事鼓掌叫好呢？有人說，因為這是反美的，所以我支持。
這是典型的「冷戰思維」。老一輩的國人對此應該很熟悉：先把某國置於假想敵的地位上（如美國），然後呢，「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擁護」。事實證明，這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維：美國有人提倡保護環境，你反對？美國有人反對種族歧視，你擁護？重要的一點是：在恐怖主義和美國之間，你寧可選擇恐怖主義嗎？你了解恐怖主義嗎？無論你是否了解，讀了下面的故事，你還會傾向於恐怖主義嗎？
1992年12月，基地組織在也門製造了一起針對美軍的炸彈襲擊事件。這次行動造成一名遊客和一名旅館員工死亡。該組織成員開始產生懷疑：殃及無辜是正義的嗎？一位基地組織的理論家解決了這個難題：如果被殺者是個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國；他要是個壞人，就會下地獄——這豈不是謝天謝地？！因此，死掉的那位遊客和那個旅館員工都將各自得到應有的回報。
多麼「美妙」的邏輯！你剝奪了我的生命，我還要感激你幫助我進入了天堂！如果我進不了天堂，那只能證明我不是個好穆斯林或者根本不是穆斯林，我咎由自取！我活該！
有人說，恐怖主義的手段固然有問題，但打擊的對象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是讓美國逼的，難道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去打擊美國嗎？
我不是政治家，不知道該用什麼手段去打擊美國的霸權主義，但我知道不能用什麼手段：不能用「9·11」的手段。因為這種手段突破了人類道德的底線！恐怖分子通過綁架人質並與其同歸於盡的方式，造成數千人的死亡！這不是在戰爭狀態下，也不是以個別政要為目標的政治暗殺，是完全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要知道，在當天消逝的，是數千條鮮活的、無辜的生命！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宣佈拉登死亡的演講中說得沒錯：「最慘痛的景象是那些無法展示在世人面前的。餐桌邊空空的座位，孩子們不得不在沒有父母的環境下成長。父母們再也感受不到孩子們的擁抱。我們的身邊被奪走了將近3000個生命，在我們的心中留下沉痛的悲傷。」請想像一下那情景吧。
況且，美國的霸權會因此而減退嗎？如果你是美國總統，你會因此而收縮你的霸權嗎？恰恰相反，你倒是獲得了一個堂而皇之的進一步擴張霸權的理由：反對恐怖主義。而其他國家只能免開尊口，因為在「9·11」事件中受損失的是美國，還因為那個似乎老生常談卻沉重無比的原因：恐怖分子的行為突破了人類行為的底線！
還有一個問題：恐怖主義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因反對美國的霸權而起的「正義」行為嗎？如果沒有美國的霸權，就沒有恐怖主義了嗎？
現代中東恐怖主義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秩序，因此，凡妨礙其實現這個目標的勢力都會是其打擊對象，這其中既包括前蘇聯、美國等霸權主義國家，也包括中東各國的世俗統治者（原教旨主義者追求政教合一），與自己見解不合的其他教派，以及無數的無辜者。請再看下面的故事：
1997年11月，在埃及著名的旅遊勝地盧克索，6名恐怖分子在光天化日下打死了來自於七個國家的58名遊客，其中包括5歲的孩子和4對度蜜月的新婚夫婦，另有20餘人受傷。襲擊者的手段極為殘忍：先開槍射擊遊客的腿，再有條不紊地射擊其頭部；他們肢解屍體，把自己的宣傳品塞進遊客內臟；當着女兒的面割掉父親的頭顱……
事後，基地組織的二號人物扎瓦希里除了給別人栽贓外，還指責受害者，說他們不該來埃及，因為他們是異教徒，呆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對穆斯林和埃及的侵犯。
這又是什麼邏輯？是誰給了他權力，讓他代表安拉和埃及？持這種怪異邏輯的人如果統治了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呢？不用我囉嗦，君且看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吧。
歸根結底一句話：他們有什麼權力去剝奪別人的生命呢？
如果我們僅僅因為恐怖主義者反對美國就去支持他們，我們又把自己置於怎樣的立場上呢？重要的是，恐怖主義這把火會不會燒到自己身上呢？聽說過英國詩人約翰·多恩的那首詩嗎？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衝掉一塊，歐洲就減小，
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因此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是為你而鳴。
……
整整一節課，我都在闡述着我的觀點，「正課」一點兒沒講。而學生們對此有何反應呢？
鬍子軒同學在作文中提及：
「9·11」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早晨，第一節就是歷史課，趙老師一改往日的幽默風趣，很嚴肅地給我們講述了他昨晚聽到這件事後的感受，並譴責了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我被他深深的打動了，這是我最難忘的一節課。
另一位同學則說：
在談到對「9·11」恐怖事件的看法時，趙老師說：那些社會上的歡呼聲是幼稚的，是一種人性的泯滅。試想其中若有他們自己的家人，又當何以處之？聽了老師一席話，我心中充滿了內疚和自責，因為我也曾歡呼過。我不禁自問：「你的理智與良知在哪？」趙老師的話時刻警醒着我：凡事要理智，切莫做顛狂柳絮，輕薄桃花！
看來，學生認可了我這「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因為這「情」，是人皆有之的感情，而這「理」，則是建立在「情」的基礎上的提升。以前者動人，可喚起共鳴；以後者升華，則可促進理性的思考。而這「情」與「理」，最終都應回歸人類共有的最基本的東西——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