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這次事件「像一部電影」，而令人難以置信的跳樓景象，最終讓他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面對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恐怖襲擊，美國人是用以下行為來應對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慷慨殉難，以及一次非常必要的、等同於大屠殺的集體自殺。
在大多數美國報紙上，理查德·朱拍攝的那張跳樓者照片只刊登過一次。《華茲堡星球電報》、《孟菲斯商業呼聲報》和《丹佛郵報》都曾被迫對刊登這張自殺者照片進行辯解。人們指責這些報紙剝奪了跳樓人的尊嚴，侵犯了他的私隱，讓他一絲不掛地裸露在讀者面前。許多讀者一邊譴責，一邊詢問同一個問題：這個人到底是誰？
儘管這張照片家喻戶曉，但卻沒有人知道照片上那個男人的姓名。《多倫多環球郵報》讓一個名叫皮特·切尼（Peter Cheney）的記者前去調查這件事。一開始，切尼幾乎崩潰，無從下手。紐約市的牆上到處都貼着失蹤者或死亡者照片，在多如牛毛的照片中尋找那個跳樓人如同大海撈針。
於是，他把這張模糊的照片送到洗印店進行了高清晰度處理，研究後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照片中的人不是黑人，應該是個深色皮膚的拉丁人。他留着山羊鬍子，黑褲腰上飄起的白上衣並不是襯衣，而是類似餐館服務生穿的那種束腰外衣。在9月11日那天，世貿北樓頂層的「世界之窗」餐廳有79名僱員和91名顧客縱身躍下，那個跳樓人很可能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但究竟是哪一個呢？
晚上，切尼在餐桌上和朋友們討論起這個問題。他和朋友們告別後，一個人走過時代廣場。那是恐怖襲擊發生後的第8天，時間已近午夜。到處都是失蹤者的招貼，但切尼的眼睛卻突然被其中一張牢牢抓住了：上面正在尋找一個在「世界之窗」工作的糕點師，他失蹤時穿着白色束腰工裝，臉上留着山羊鬍，拉丁人，名叫諾伯托(Noberto Hernandez)，家住在昆斯市。
第二天，切尼拿着這張照片，按招貼上的聯繫地址找到了諾伯托的哥哥提諾（Tino）和姐姐米拉格洛斯（Milagros）。他們確認照片上的人就是諾伯托。在那個可怕的早上，在電視台停止轉播之前，姐姐已經通過電視看到了很多人跳樓的畫面。她從其中一個跳樓者的姿勢和模樣上判斷，此人就是她的弟弟諾伯托，因為他跳樓的樣子很像奧運會上的跳水運動員。所以，她一看到照片馬上便確認了死者的身份。切尼接下來只需要與諾伯托的太太和他的三個女兒最後核實。但她們不願與切尼見面。那時她們剛剛通過DNA比對找到了諾伯托的屍體——一些軀體碎片，和一條胳膊。
於是，切尼去了諾伯托的葬禮。在葬禮上，他把這張照片直接拿給了三個女兒中的老大傑奎琳（Jacqueline Hernandez），她草草地看了幾眼，然後盯着切尼，叫他馬上走開。切尼迄今還清楚地記得她當時說的話，憤怒又悲傷：「這照片上的人他媽的不是我父親。」
一直都有反對這些照片的人，有些就是那天在地面上目睹一切的親歷者。當時有位母親為了安慰自己驚慌的孩子，騙他說：「他們只是些在飛的小鳥，寶貝。」消防隊員比爾追上一個拍攝跳樓視頻的路人，命令他關上機器。「你還是個人嗎？」他大聲質問道。隨後，大樓坍塌，比爾倒在了廢墟下。
9/11是歷史上被人們拍攝記錄最多的一天。在無數影像資料中，只有跳樓者的照片不願再被美國人提及，成為了某種禁忌。全世界有無數人通過影像目睹了人們從世貿北塔跳下的場景，但在美國，出於對死者和其家屬的尊敬，這類照片馬上從互聯網上被全部刪除了。CNN曾實況轉播了跳樓人的畫面，直播間的工作人員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直到時任網絡新聞部部長沃爾特（Walter Isaacson）發聲，認為這是「用信號在傳播痛苦」，此後便僅有無法看清人影的跳樓畫面能被播出。但隨後，所有的畫面都被切斷了。
然而之後，法國人祖斯·勞迪特（Jules Naudet）和哥德昂·勞迪特（Gedeon Naudet）用大量的現場影像製作了紀錄片《9/11》。他們使用了跳樓者砸在地面時的撞擊聲。在現場，這種爆裂般的炸響接連不斷，不過他們在影片裡刪減了許多，以減少觀眾的不安。在電影《朱利安尼傳》中，詹姆斯·伍茲（James Woods）飾演了紐約市長朱利安尼，跳樓的鏡頭在電影裏被首次使用，但最後仍被刪掉了。
在9/11大型圖片展「這裏是紐約」（Here Is NewYork）里，展出了很多職業和業餘攝影師的作品。影展的其中一個板塊叫「受害者」，有一張遠距離拍攝的跳樓者照片。在展覽的官網上，一個網友這樣評論道：「在這麼多的作品裏，我很高興這一張讓我有了道德壓力。」
越來越多的跳樓者照片被私下發送到了網上，變成了一些驚悚網站的資源。這些網站也非法買賣妮可·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的屍檢照片和丹尼爾·珀爾（Daniel Pearl）的遇害影像，這些內容讓人很不舒服，甚至產生深深的負罪感。在這個喜愛窺探私隱的國家，去試圖了解我們最傷痛的一天裏最傷痛的事件，也變成了一次私隱窺探，仿佛在這場恐怖襲擊中，跳樓只是一次餘興節目，是一段最不重要的小插曲。
但這絕不僅是一段小插曲。《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分別對世貿中心的跳樓者人數做了統計，結果大相逕庭。前者比較保守，僅依據記者拍攝到的跳樓者數計算，統計出的數量約有50人。《今日美國》則根據目擊者和影像資料，統計出的跳樓人數超過200人，美國官方也並未否認這個數字。無論哪個結果都代表着巨大的人員傷亡，但如果《今日美國》的統計數字準確，那意味着在9/11當天，在所有的死亡者當中，有7％-8%的人是從世貿中心跳樓摔死的。在跳樓人數最多的世貿北樓，每6個死亡者中就有1個是跳樓死去的。
如果你給紐約醫療檢查辦公室的人打電話，問他們跳樓的人數，他們絕不會正面回答，而是糾正說：「我們並不認為他們是跳下去的。沒有人主動跳樓。他們是被爆炸氣浪炸出大樓，或是被風衝擊出去的。」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9/11，多少人跳樓」，則會被誘導點進某個博客，頁面上會彈出一句：「滾開，這裏沒有跳樓的人」。網頁上還寫到：「我能查到有多少人在谷歌上搜索『多少人從世貿中心跳樓？』，這個人數實在太驚人了。所以現在只要有人瘋狂地搜索這個問題都會跳轉到這個頁面。我搞不懂你們為什麼對這個問題這麼好奇，真讓人噁心……如果這是你看到這個頁面的原因——你已經被我逮到了。走吧，別再關心這事兒了。」
但埃里克·費舍爾（Eric Fischl）偏要關心這事兒。他從未停止關注跳樓事件。9/11事件的前一年，他在攝影棚拍攝了一組模特在地上摔倒的照片，想以此作為參照製作一個雕塑。在9/11那天，他的一位朋友被困北塔106層死去，於是，他想通過為「絕望選擇」下的跳樓者製作一座紀念碑，來表達自己同樣悲傷絕望的情感。
他花9個月完成了這尊富有傳奇色彩的雕塑，取名為「墜落的女人」（Tumbling Woman）。他把一次普通的摔倒定格，變為了一場永恆的墜落，讓每個看到雕塑的人都能感受到跳樓者當時的恐懼，但也讓一些人從絕望中看到了救贖。
「墜落的女人」或許是9/11事件里能讓人感到慰藉的一個畫面，但它卻遭到了許多人的反感，甚至抵制。「墜落的女人」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公開展覽的第二天，《紐約郵報》的專欄作家佩斯爾（Andrea Peyser）在一篇名為《可恥的藝術攻擊》的專欄文章中譴責了這件作品。她認為，費舍爾無權放大紐約人當年的傷痛，讓人們再次感到痛苦……她最主要的觀點是，人們有權遠離傷痛。而這尊雕像是根據一個跌倒在地的模特創作的，這是一種直白的描繪，暴力被具象化了，會對人們造成直接的衝擊。
「我想表達的是我們大家共有的情感，」費舍爾說，「但有的人認為我是在表達他們個人的感受——我在代替他們講述他們所經歷的事請。他們認為我是在表現他們失去的人。『我爸爸不是像雕塑上這個樣的。你也不認識他。你憑什麼代表我來表達我對爸爸的情感？』」費舍爾最後只有道歉——「我很愧疚給很多人增添了痛苦」——雖然其實他並不必因此感到歉疚。
傑里·斯派爾（Jerry Speyer）是洛克菲勒中心現代藝術館的董事，一周後，他終止了「墜落的女人」的展覽。「我求過他，」費舍爾說，「我覺得如果我們再展出幾天，總會聽到不同的聲音的。『他說，『你不知道，我遭到了炸彈威脅。』我說，『剛剛在恐怖襲擊中失去親人的人是不會用炸彈襲擊人的。』他說，『我不能冒這個險。』」
照片會說謊。偉大的照片也會，甚至更會撒謊。這個男子僅僅在理查德·朱的照片上定格了不到一秒，便繼續墜落。照片構圖完美，線條筆直，人體被精確地固定在中央。但事實上，照片中的墜落的人既不像離弦之箭那般精確無誤，也不像奧運會跳水隊員那般姿態優美。他和一般的跳樓者一樣，在墜落過程中拼命掙扎，因絕望導致身體扭曲變形。在這張著名的照片裡，他筆直下落，與世貿大樓的輪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看起來堅韌無畏。然而，在隨後抓拍到的11張照片中，這種堅韌轉瞬間分崩離析。他並不是某種美學的代表，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但他真實的人性，他的慌亂，他不筆直的下落姿態，全都被這張照片掩蓋了。
在這組連續抓拍的照片中，真像被殘酷地一幀一幀記錄了下來。跳樓者曾兩次面朝鏡頭，此後巨大的風力扯開了他裹在後腰的白上衣，幾乎要把整件衣服剝下來。當初《多倫多環球郵報》的記者切尼憑藉這張報紙上公開發表的跳樓照片揭開死者身份的思路是正確的。跳樓者皮膚黝黑，臉上留着山羊鬍，像個食品公司的工人。他身材削瘦，也許是風力和重力的作用，面頰變得細長，簡直像中世紀描繪的耶穌基督。
9月11日上午，共有79名「世界之窗」的員工在恐怖襲擊中喪命，21名為坎特·費茨傑拉德證券公司提供餐飲服務的「福迪食品公司」的員工死亡。死者中絕大多數是拉丁人，淺皮膚的黑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多數人留着一頭黑色短髮，蓄着八字鬍或是山羊鬍。
一些關鍵的特徵能夠幫助人們更容易地辨認墜樓男人的身份。不過，照片中的男人有一個最別於他人的特徵：他在白色外衣裏面穿了一件橘黃色襯衣。沒人知道他那件後開式的外套是被風剝走了，還是被扯成了碎片，但當地心引力殘忍地掀開它時，我們看見了裏面的一件橘黃色襯衣。如果他的家人看到照片，一定能想起他生前是否有橘黃色襯衣，他那天又是否穿着它去上班。一定有人能回憶起他人生中最後一個上班的早晨。
然而，這個男人似乎不是從漠然的藍天中墜落，而是從人們的記憶洪流中加速消失了。
9月11日上午，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的執行官尼爾萊文（Neil Levin）在世貿大樓北塔106層的「世界之窗」吃早餐，之後再沒回家。他的太太克里斯蒂從不談論有關他死亡的任何細節。她是紐約市長邁克·布隆伯格的聯絡官，負責市長辦公室同9·11遇難者家屬之間的聯繫。她把悲痛凝聚的力量全部投入到了工作當中。在恐怖襲擊一周年的前夕，她面見了電視台的高層，她要求他們不要在紀念節目中播出那些最令人不安的鏡頭——包括跳樓者的畫面。
她和丈夫都是埃里克·費舍爾很親密的朋友。所以，當藝術家發出邀請，她立即同意去看一看「墜落的女人」。用她的話說，這尊雕像「擊碎了我的心」，但她認為費舍爾有權創作和展覽這尊雕像。她認為這場爭論主要是一個時機問題，也許現在展覽那樣的東西還為時過早。丈夫死前不久，她和他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在展覽上看到了成堆被沒收的眼鏡和被取出的牙齒填充物。「他們現在終於拿出來展出了，」她說，「但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東西了，那時他們還不能像現在這樣拿出來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