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我簽署了《如果他們有罪，我們都有罪》，這是林培瑞教授邀我聲援被香港警方懸賞通緝的八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倡議者，實際上當中共「反間諜」到海外，即特務統治的觸角伸到國境之外，我們每一個流亡者已經沒有安全可言。習近平的「國家」，不僅早已返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暴力工具層次，國內維穩既靠警察也靠特務，而鄧小平六四一劫也早已將國防軍轉變為「護院家丁」，中共在這個意義上，比伊斯蘭恐怖分子不知道要厲害多少倍。從淵源上說，中國的特務統治，國共兩黨一脈相承，當年戴笠成功破壞中共，甚至無意間令毛澤東在延安稱王，而這個源頭，也派生了後來的文革，以及今日「維穩」的血淚斑斑，這種歷史有人梳理過嗎？】
中共體制的「馬基雅維利」化
【20200925按：王丹耿耿於「六四」，也是對「三十年」最有感覺的一個人，所以他才會把『鬼推磨』讀出一番味道來。他推薦拙作，提到此書歸納的三點，其中有「馬基雅維利」之說，中共殘暴至極，卻至今無人說它，我都覺得奇怪，大家愛說「法西斯」，其實並不準確。中共逆普世人道而行，卻快速地冷血、暴虐、狡詐，今天我們也看到習近平越來越殘暴。我的知識還局限在「特務統治」，在此貼出書中這段文字，然而中共甚至把「馬基雅維利」都現代化了，一個極好的政治學課題，有誰來做呢？】
《讀書時間》：蘇曉康分析中國的力作《鬼推磨》（一）：1.為什麼中國已經「亡天下」？2.三十年來中國最關鍵的三個問題；3.「六四」事件最大的一個謎是什麼？
魏斐德極內行地指出，共產黨內的反間諜運動，如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風」，既是黨內權爭，也是對戴笠迫害的正常反應；而「如果不能想像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裏遍佈中國的長期的間諜和反間諜的活動背景，就很難理解後來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革』中，那個無數人被當作敵人『間諜』而關押、毒打、殺害的年代。」這是一個關於「暴力循環」、或者說「以暴易暴」的最生動詮釋。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安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泛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平，已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高度集中、核心統領一切，也不會有獨立的「蓋世太保」；尤其鄧後實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制，其中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統一指揮國家暴力對社會和民眾的施虐，無情而有效率，創造了「國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業絕不止「蓋世太保」式警察機構，而是黨組織與政府機構雙雙染血。近三十年來，除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工作者、民間志願者、冤屈訪民的常規性鎮壓、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國家暴力主要是兩種：暴力計劃生育和鎮壓法輪功。
周永康已經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羅干，隨「六四」屠夫李鵬進入中共頂層，操辦屠殺之後的「大清洗」，旋即奉命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政策，以「邪教」定罪，以「蓋世太保」性質的「610辦公室」專職迫害功能，以遼寧馬三家勞教院、廣東三水勞教所、長春朝陽勞教所等拘禁、關押、酷刑法輪功信徒，強迫「轉化」，民間受害者給羅干封的綽號是「中國貝利亞」、「康生第二」。然而「羅干第二」又更邪惡，則是這個制度使然，周永康當政四川期間，便以殘酷鎮壓法輪功為「投名狀」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後，其最為詬病的暴行，是將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由來已久的這一「政府行為」，擴大沿用至法輪功囚徒，但是國際間對此「活摘」罪行的調查、搜證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見此舉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着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野心勃勃的薄熙來，又是後鄧時代的一個危險的帝位覬覦者，他洽逢弱君「胡溫」時代，雖然「爭儲」敗給習近平，他還在伺機捲土重來，那舞台竟是蜀中重慶。2007年「十七」大後，他上任重慶市委書記，從外地空降過來，把自己的親信王立軍從大連調來做重慶公安局長，也調來一批貼身侍衛，不離左右；王立軍構陷煉獄、酷刑「治官」，重手蕩平地方勢力，稱之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眾擁護，頗得毛澤東「文革」訣竅；「打黑」之後是「唱紅」，2009年秋，中國最搶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陣式的胡錦濤閱兵典禮，而是重慶的「唱紅」，嘉陵江畔傳來高亢的「革命歌聲」——紅旗、紅歌、紅標語，組成「紅海洋」，是被人遺忘了的一個舊景觀，乃造勢煽動，一種前現代的巫術，假如我們回到「文革語境」，便知道薄熙來是在搞「黨內路線鬥爭」——他對治理中國，跟江澤民、胡錦濤有不同的思路，特別是他「善於」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傳統，正以更有效的新術，謀取最高權力。
所以，「馬基雅維利化」的中共體制，雖然有「特務政治」這個核心，但是更本質的，依然是權力爭奪。由此，不是「正統」薄熙來，只能淪為「野心家」，註定要被中南海「打黑」，罪名是：為了「入常」不惜動用政治暗殺、裹挾群眾、拉攏政治勢力和軍方向中央示威、縱容支持毛派極左勢力、試圖改變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妻子谷開來天文數字的貪腐不說，還指示王立軍毒死英國商人海伍德；而王立軍又被薄熙來激走，逃往成都美領館，遂成國際事件，最終將薄推下懸崖。當時中宣部一反常態，放開新聞管制，任由相關報導和傳聞在大陸互聯網和微博上傳播，以此種方式羞辱薄熙來。（有刪節）
附：
【港發通緝令是自作主張？】
【分析：跟北京推反間諜法不謀而合】
香港政府向8名流亡海外人士發出通緝令，並提供每名通緝人士100萬港元懸紅償金，事件引起國際社會很大反彈。正當不少人認為香港國安警自作主張，弄得香港和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焦頭爛額之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學人張崑陽，在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撰文，他提出另一觀點，認為香港政府的做法，其實是緊跟北京的國家安全新政。
張崑陽指出，香港國安警宣佈通緝8人之前兩日，也就是7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同一時間，中國的《反間諜》法亦在本月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