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間批評國家安全本地立法，北京及香港當局不時都顯得義憤填胸，痛斥批評者惡意中傷，並且予以嚴厲譴責之類，其實不難理解，隨着香港與國際社會的文明差距拉闊，除了指責喝罵，看來只好對批評視而不見。
聯合國六名人權專家上星期致函中國政府，指香港的國家安全本地立法牴觸國際人權規範，正是一例。人權專家直言，北京為香港頒佈的《港區國安法》比本港其他法律更有權威和效力，可以凌駕本來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此除非改革本港的憲政和法律架構，確保可以保障人權自由，訂明不會受制於國家安全法規，否則今次新國安法出台將會照板煮碗，當「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不一致的話，前者凌駕一切，後者形同虛設。
人權專家的嚴厲警告，建基於他們對《國安法》的幾點批評。一是關鍵法律觀念內容空泛，欠缺明確定義，違背法治精神。例如「國家安全」的含意，包括「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等大致上沒有危險，也免受內外威脅。什麼有損「人民福祉」，什麼危害社會持續發展，又如何才算「損害」，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法律有需要詳加界定，否則便失去其明確性，失去指引行為的具體標準，也失去法律的應有作用。
尤其是刑法，涉及刑事檢控、拘捕扣留、監禁、調查權力及程序，聯合國人權專家認為，法律定義太過空泛，執行上必有風險，令執法者可以濫用手上權力，按其偏見執法，用來針對某些性別、宗教取向、政治觀點的群體以至公民社會，結果使國家安全措施失去合法性。
空泛的法律觀念也會導致荒謬的結論：參加聯合國的活動也會牴觸《國安法》。例如「勾結境外勢力」屬於罪行，其中「境外勢力」，包括「在境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國際組織」，但何謂「政治目的」、「國際組織」，沒有明確界定，那麼聯合國轄下的人權組織及相關活動，定期監察香港的人權表現，又是否等於「追求政治目的」的「境外勢力」呢？
在這些人權專家來看，新國安法不僅取締香港人或組織與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他們參與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活動，也同樣可視為「勾結境外勢力」。過去兩年，聯合國轄下人權組織多次要求特區當局澄清，究竟參與他們監察人權的活動是否需要承擔國安法的刑責，每次都不得要領。換言之，當局對香港人能否參與聯合國人權活動不置可否，除了增加《國安法》不確定之處，也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聯合國會員所應盡的責任。
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同時批評，「國家安全」觀念含意廣闊，加上不少國安罪行不涉及實際傷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門檻低，方便當局箝制批評政府的言論。例如「境外干預」罪，是指以「不正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以某些作為，「意圖帶來干預效果」。
不過，專家指出，由於「干預效果」可以指影響特區當局的政策或決定，「配合」包括參與「境外勢力」策劃的活動，而「不正當手段」只須「使任何人的名譽受損」，因此參加聯合國人權組織舉辦的論壇或活動（配合外國勢力），針對當局、立法會、司法機構發表批評意見（損害某些人的名譽），向政府施壓（意圖帶來干預效果），最後可能被指為犯罪行為。
由始至終，六位人權專家都視法律的基本觀念不清，是國安法對人權法治的最大威脅，在卡壓言論自由上尤其如此。例如「國家秘密」的相關罪行，涉及的資料包括「重大政策」、「經濟或社會發展」、「科技發展或科學技術」等等秘密，並「意圖危害國家安全」，但兩大定罪元素定義寬廣，因此專家指出，涉及公眾利益的相關資訊，包括已經公諸於世的傳媒報道，都可能被指為非法披露國家機密。
又如煽動罪，行為帶有煽動意圖，包括引起香港人對「國家根本制度」、「特區的憲制秩序」及相關機構的「憎恨」、「藐視」、「對其離叛」，即罪犯國安。不過，人權專家指出，這些關鍵觀念內涵不清卻不加定義，當局可以隨意發揮，加以誤用及濫用，對付不同政見者。例如在公眾地方呼喊某些口號，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也被指損害國家安全。
專家的批評不勝盡錄。關鍵是，六位均是國際人權法的最權威代表，特區當局要提出比他們更權威更令國際信服的反駁，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