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看，正如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指出，獨裁者大多不得善終。希特拉吞槍自盡，墨索里尼橫屍街頭，史太林中風失救，齊奧塞斯庫當眾槍決，而毛澤東可保住絕對權力到最後一刻，也難逃與史太林一樣的命運，身後遭到黨內批判以至人民的責罵，其後給人不斷揭出的劣行斑斑，更把他一腳踢下神壇。前車可鑑，後來的獨裁者如何保住生前權位和身後聲名，不得不加倍努力了。

一百七十萬人萬眾一心，達成和平任務，以實際行動呼喚官方的善意回應，沒料到警方還之以鐵腕手段，拘捕和檢控帶領和平抗爭的民主派人物，法庭予以重罰，如今更有終審法官對警方不去疏散人群卻檢控有助疏散的和平示威者，予以全面肯定。可見香港式法治的故事，沒有比終審法官的現身說法更精彩的了。

無疑，IPAC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因為該會有超過250位成員，分別來自39個國家及歐盟的跨黨派國會議員，他們對中國崛起之後在不同地域的擴張政策甚多批評，故此成立此組織，加強關注並改革各國對華政策。年度會議的結果，更可以通過成員帶回國會討論，影響政府政策，因此北京視此為不友善組織，甚至勸阻個別成員不要參與今次會議。

今屆香港書展期間，貿易發展局連續下達禁令，要求參展商將起碼八本書籍下架，理由牽強不通，擺明是謀殺言論自由，也不符合約精神，並且違反營商之道。已知被貿發局禁售的八本書，坊間有售，偏偏不得在書展擺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餘，也違背主辦書展的目的，是為讀者提供方便，一個書展便可為他們提供...

今次三中全會，只是將原有的政治主調加強。開會前，中共機關刊物已經努力為會議定調。例如中央刊物《求是》發表文章，強調「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民日報及新華社的系列文章更預早講明，三中全會的結論是以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證」，改革才能「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些論點不外覆述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一貫想法，也代表習思想主導三中全會的走向。

鄭雁雄提出成敗關鍵在於「六變、六不變、六守住」，大家務必準確把握，香港才能成功。從另一角度看，不啻是承認「由治及興」仍未見效，否則的話，他只須強調繼續固守現狀，又何須鄭重呼籲各人確保達到「變與不變」的各大目標呢？言下之意，不該變的變了，該變的又不變，才造成「由治及興」走了兩年多，仍然無法讓香港重拾繁榮景象。

2017年，中共外交部鄭重宣佈《中英聯合聲明》已成歷史文件，再無現實意義，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對港政策。兩年後，反修例運動的出現，北京認定是改變現狀的時機。北京視之為「顏色革命」、「黑暴」等，遂採取行動，繞過香港立法機關，由全國人大直接頒佈《香港國安法》，及後更改變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的選舉制度，美其名為「完善選舉制度」，其實是要結束九七以來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體制。

單看岑耀信勳爵的背景，便可明白北京何以採取人格謀殺的嚴重譴責，以對付他的辭職。岑耀信勳爵是公認的法律奇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前，未當過全職法官，在英國史上第一人。他2018年退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前後，法律界特別向他致意而出版的學術論文集起碼有兩本，分別探討他對私法、公法以至法治的貢獻。

有關控罪必須用「非法手段」，「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特區政權機關，因此「顛覆罪」定罪原素除了犯罪意圖，犯案手段也必須違法。根據《基本法》，否定財政預算案是立法會可為之事，完全合法，而以合法行為推行某些目的，即使官方認定是大逆不道之事，法庭依法也不該判被告有罪。

政府肯定悼念本身合法，不失為明智之舉。不過接着下來的騎劫論第二段，當局以小心被騎劫為由，禁制合法活動以防範非法活動，就未免匪夷所思了。首先是邏輯不通，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姑息，合法就是合法，不能禁止，但何以有人六四晚上在維園高舉手機，顯示入面的白蠟燭圖像，或者開着手機電筒靜坐，也遭到警方制止？

從憲法講，有論者認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主權在民，再按照國籍法，「兩岸人民均為中華民國國民」。因此中華民國的主權該由兩岸人民共同擁有，不由台灣人獨攬。不過，政治現實是中華民國只管轄台灣，主權屬於符合法律規定享有選舉權的公民，不是大陸人，而憲法及法律亦標明中華民國國民分為兩類，即「自由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而後者當然沒有選舉權，台北政府沒有政治責任聽命於大陸人民。

根據環保當局去年底的報告，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平均每日超過一萬一千公噸，人均棄置量每日1.51公斤，比當局十年前預訂目標增加約一倍，而固體廢物回收率不到三分一（32%），離開55%的目標甚遠。連同建築廢物，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總量每日平均達到15,700公噸。據環保團體估計，若無法大幅降低棄置率及提升舊物回收率，目前三個堆填區都會於2030年填滿。

中央大員為香港設定目標，但明確措施欠奉，只是千叮萬囑，「五項需要」再加「四個堅信」*，最後更講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意思清楚不過，連串口號之後，香港的發展目標既定，中央任務完成，最後能否達標，責任全在特區首長和政府。

今次馬英九大陸之旅，由中央統戰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籌備，行程包括蘆溝橋、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和拜祭軒轅黃帝，並訪問多家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企業（如騰訊、大疆），所以馬氏此行早被台灣國安高層形容為「反美、反日、大一統」的統戰秀。

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同時批評，「國家安全」觀念含意廣闊，加上不少國安罪行不涉及實際傷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門檻低，方便當局箝制批評政府的言論。例如「境外干預」罪，是指以「不正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以某些作為，「意圖帶來干預效果」。特區當局要提出比他們更權威更令國際信服的反駁，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過去一兩年，香港股市減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經濟復甦亦欠缺推動力，除了移民者眾，不少跨國公司不是遷離香港，調走員工，就是縮減規模。以日資為例，在新加坡投資增加三成，在香港則不升反降，但經濟下行無礙北京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正如《華盛頓郵報》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國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掛帥，偏重國家安全多於自由開放、經濟繁榮。一個政府不怕經濟搞爛，也要加強國安立法、嚴防民間活動，外商今日無法改變它的決心，誰有信心日後有好日子過嗎？

第二度的國安立法實施後，中港的公權力制度進一步靠近，亦與民主國家進一步分開。歐美陣營國家一是關注國安法涉及的關鍵內容如「國家秘密」、「境外干預」等，定義空泛，導致犯禁界線不確定，二是擔心當局執法權力過大（如可延長拘留時間、禁止會見指定律師），削弱受查者的應有權利，影響他們的國民在香港的活動範圍和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