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網媒《集志社》的調查報道，78間臨海獨立屋，起碼22間有僭建物，以增加樓宇面積，興建游泳池等，也有佔用公地作私人用途。僭建者的所作所為，符合法官對黎智英違反租約的兩項定罪原則，一是隱瞞違反契約，二是行為目的是「自肥」或「自我方便」，即從中取利。其中屋主有身份特殊者，如全國政協委員之類，看來也該遭到法官對黎智英的同樣指責，批評他利用其地位令執法部門投鼠忌器、自我矮化，不敢突擊巡查，因此需要加刑。

三大問題猶如三座大山，全面阻擋香港的經濟發展，但特區當局只選擇強力回應另一個問題—夜市消費衰頹，不外兩大考慮。一是無能為力，官方的說法，指香港的隱憂源於大陸經濟復甦動力不足、環球經濟欠佳、息口上升等等所致。其實更直截了當的說，就是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過度倚賴，一旦中國對內陷入難以自拔的經濟危機，對外與西方關係緊張，香港經濟亦難逃宿命，與中國同步下滑。

這幫統治者的最大欠缺是常識和謙卑。暴雨肆虐不休，一般人最關心首先是這場罕有雨災對他們的安全威脅（如附近水浸及山泥傾瀉情況），以至生活影響（明早可否上班上課）；二是知悉政府各部門的救援服務，有需要時查詢情況以至尋求幫助；三是讓市民參與，鼓勵他們向政府提供情況，並且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政府若能適時提供相關資訊，保持溝通渠道暢通，相信市民也會感到政府與你同行，共渡時艱。

英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建議，正好點出台灣的亮點，如能好好把握，相信不單止英國，其他國家也會爭相效尤，加強結交。其他暫且不說，單是中文或國語教學，不要說取代遍佈全球162個國家的五六百間孔子學院，只要美、英、加、澳、德、法六國齊齊棄中取台，也可為台灣在海外建立近二百個教育據點，說好台灣故事，而中共的海外影響也就此長彼消。

儘管在野黨派整合不成而敗選告終，但郭台銘對人對己已經有所貢獻。民進黨固然多得他而輕易繼續執政，國民黨和民眾黨亦找到「歷史罪人」，為今次敗選負上責任，而郭台銘也生動演出自命救民於水火，卻難逃台灣人唾棄的一幕歷史劇，而斯人獨憔悴的，恐怕只有北京了。

離開台灣總統選舉只有四個多月，但北京寄予厚望的候選人並無起色，比起一直領先的賴清德，支持度落後超過百分之十。令北京失望的，不僅是反對黨的候選人不成氣候，而且派系林立，力量分散，同時他們對大陸關係的主張，始終不敢偏離主流民意而倒向北京。

當中美貿易降格丶高增值產業受阻丶樓市危機不解，加上沒有統計數字但相信依然嚴重的年青人失業問題，若無法找到出路，中國將面臨三十多年未有之社會變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會議後，至今未見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瀾於既倒，正正說明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下行，更在於當局欠缺排難解紛的應變能力。

六七暴動之後，嚴苛惡法如煽動罪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亦備而不用，香港又回復一個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間中也有鎮壓公民活動，但並不多見。大部分日子，都讓不同政見通過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傳「四人幫」的無產階級專政，有人闡述三民主義和反攻大陸，有人主張香港獨立，也有雜誌散播無政府主義思潮，或者大談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國際負責人香港也可找到，但這一切不礙香港的繁榮安定，反而兼容並包，逐漸成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目前加拿大、馬來西亞、澳洲、英國等地方放寬限制，爭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經濟考慮。反觀特區當局「闊佬懶理」，不但任由人和錢不斷流走，更繼續政治掛帥，一齊從嚴，抹走兩制的本質差異。

三位主審法官也正面臨考驗。怎樣判案，取決於法官選擇如何詮釋法律，即採取什麼政治道德原則，作為法律觀點的基礎*。到底是包容異見，廣納不同反對聲音和政治競爭，還是加強戒備，杜絕反對者於萌芽階段以保政權安全，將會決定法庭是否把政治要求等同致命要脅、否決財政預算等同濫權以至顛覆、製造政治僵局等同破壞政府運作等等。一念之間，一場不會發生的政治較量，又會否變成山雨欲來的顛覆大陰謀，很快就有分曉。

今次通訊局的建議，不外替「寧左勿右」行為又添一例。與公共圖書館把魯迅著作下架、政府全面扼殺立法會及區議會的直選丶官員批評報章文章及時事漫畫有煽動仇恨政府之嫌、發展局指責反對交椅州人工島填海項目是企圖抹黑等等如出一轍，新建議反映政府待人處事或自以為是，或怕惹禍上身，輕易上綱上線，以主觀想像的國家安全或政權穩定問題，作為言行的主要考慮。

歷年來，香港女性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嬰兒，一歲前被帶回香港也為數不少（接近二千），但2019年開始大幅減少三分之二，除了疫情之故，2020年中實施《港區國安法》也許是另一阻力，值得繼續留意。至今，香港生育率不但追不上歐美國家，比起亞洲較發達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台灣、韓國等等，由2019年仍稍高於台灣及韓國，變成包尾第一，顯然與過去幾年的移民潮有關。

，公告天下通緝他們，等於提醒他們萬勿回港，而沒有回頭路，他們更無後顧之憂，可以勇往直前，國家到時認為安全受到衝擊，特區政府難辭其究。公告一出，同時提醒八人切勿前赴或過境與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地方，也提醒收容他們的國家提高警惕，防範國安的長臂操作，結果是削弱國安的海外活動能力。

當特首說好香港故事的範圍只限香港、大陸和「一帶一路」，而香港應有的經濟角色逐漸失色，李家超的第一項堅持，即繼續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相信也面臨重大的考驗。若說「一國兩制」未達目標，仍須努力，那豈不是說《港區國安法》之下，國家感到安全，但社會經濟卻今不如昔。又若說「一國兩制」就是如此，那麼第二次回歸至今，香港更全面背靠祖國反而經濟下流，不免令人對國家起疑甚至生厭。

九十後新世代喝愛國主義奶水長大，一向標榜中國取得巨大成就，道路與別不同，其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台舉足輕重，更加重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面對不公平的經濟現實，至高無上、永遠正確的國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決世代矛盾、對付資本惡行、修復市場偏失等等。不過，當國家對這些不公平的根源無能為力，甚至逐漸被看成是問題的一部分，過去對國家的熱切期望，只會徹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嚴厲批評國家的不足。

參與者角色的不同選擇和演變、五位參與者詳盡的親歷過程、今次運動的整體總結等等，都值得一讀再讀。其中一章談及受訪者對中港差別的反省，不少人指出中港分隔在所必須，否則香港信守的核心價值將無險可守，這正是起初「送中條例」挑起極大的民間恐懼和憤恨的根本原因，也有市民因此視此社會運動為生死攸關的一戰，言下之意，這關守不住，也許將失去一切。不幸的是，這一切已成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