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供職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吳偉先生說過一件事，在一次鄧小平與胡耀邦的談話中，鄧小平明確談到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起源、發展和歷史地位，談到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制和「把主人變成公僕」的制度，談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的教訓，還提出了「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等等。鄧胡的這次談話，很遺憾沒有收入鄧小平文選。
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背景，公開談論權力過度集中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分華國鋒的權，當時華國鋒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復出的鄧小平要從分華國鋒的權力入手，才能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開闢道路。所以鄧小平堅持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兼職不宜過多，黨政必須分開，不能以黨代政。
撇開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論，這實際上是對毛澤東的那個「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的黨管一切的原則的否定，同時，鄧小平誠心誠意認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着的時候非解決不可」。並且他確實做到了。憲法中規定國家主席任期制，中共內部也在他領導下搞了隔代接班人和兩屆任期制。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初，真正提出大膽徹底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方案的人，是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他提出的方案曾被稱作「中國庚申改革方案」，他在政改方案中明確提出，全國人大改為兩院制，實行黨政分開，一切政府職責由各級政府獨立負責，讓中共退出行政機構，同時建立獨立的工會、獨立的農會，其領導人完全由工人、農民自由選舉產生。司法徹底獨立，開放報禁，中共機構實行分權制衡。
這個設想曾經在中共高層引起熱烈討論。此時波蘭爆發了團結工會運動，中共高層立即有唇亡齒寒的感覺，當時主持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立即封殺了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和宣傳。中共保守勢力認為自由工會必然對中共政權構成巨大威脅。
資料圖：廖蓋隆
鄧小平很快就認同了保守勢力的立場，也就不再提及政治體制改革，轉談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從那時起，鄧小平就開始考慮，在堅持現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幾年下來，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改革處處阻撓，鄧小平看到經濟改革根本搞不下去，於是從1986年上半年又重提政治體制改革。這當然也有一個外部原因，即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已經開始，鄧小平認識到列寧式的政治體制維持不下去了。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吳國光撰寫的評論員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文章中說「人民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這些在憲法中有莊嚴規定，對政治問題各抒己見，討論爭鳴，正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但1986年鄧小平主要關注黨政分開、簡政放權，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