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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走出毛澤東知識分子政策

—原標題:還沒走出毛澤東知識分子政策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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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2年1月,被毛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這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當時卻不露聲色。8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後又發動了「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

經過數年精心策劃,毛澤東於1966年5月發動了「文革」。在關於「文革」的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結果,知識分子再次成為毛澤東的打擊迫害對象,也成了毛誅滅劉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關於「文革」的第二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文件同時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一年後毛把這種意識形態批判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3]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的「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從這時開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終於被中共明確列入專政對象的清單,稱作「臭老九」(列在知識分子前面的其它8類專政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文革」時期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泄。正是在這一階段,知識

在中國成了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則成為時髦的口號。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毀滅了知識和文化,而且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出一場尊毛為神的現代造神運動。在這場充滿了政治愚昧的造神運動中,毛澤東被說成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全國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匯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每天要在公眾場合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裝神弄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長期愚民政策造就的群氓,也讓毛澤東深為陶醉。他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以前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10年又4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壽終正寢了。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中國也仍然沒有走出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的陰影。

注釋

[1]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文匯讀書周報》,2002年12月6日。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上冊,第99頁。當時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3]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注釋稱:「本文原載於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後又在1926年3月廣州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上發表。」筆者除找到上述兩種雜誌外,又找到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4]見《現代評論》1927年1月發表的張奚若的「中國今日所謂知識階級」,1927年2月發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識階級」,《一般》雜誌1927年9月發表的心如的「『打倒知識階級』口號中所認識的」等文章。

[5]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第127頁。

[6]參見謝蒼霖、萬芳珍的《三千年文禍》,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頁。

[7]「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百年潮》,2002年12月。

[8]李維漢,「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同上書,第105、108頁;李維漢《回憶與思考》(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頁。

[9]當時下逮捕令的是負責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見李維漢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出處同上。

[10]轉引自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頁。

[11]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輯,第208頁。

[12]轉引自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處同注[9],第153頁。

[13]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17頁。

[14]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10頁。

[15]文聿,《中國『左』禍》,新華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頁。

[16]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頁。

[17]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出處同注[10],第229頁;溫濟澤,「延安的搶救運動」,《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7月24日;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18]韋君宜,《思痛錄》,出處同上,第20頁。

[19]《毛澤東著作選》(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頁。

[2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頁。

[21]《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處同上,第333頁。

[2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頁。

[23]《光明日報》1952年8月13日,轉引自丁抒的《陽謀》,《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1993年,第46至47頁。

[24]《光明日報》1952年4月8日,出處同上,第47頁。

[2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61、163頁。

[26]曉風,「九死未悔──胡風的一生」,《胡風,死人復活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頁。

[27]轉引自李輝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3頁。

[28]《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3-350頁。

[29]5個月後該講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時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

[30]羅隆基,「我的初步交代」,1957年7月15日的發言。見謝泳編,《羅隆基: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頁。

[31]《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24-425頁。

[32]《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7頁。

[33]《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北京之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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