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需要。雖然刪去了這些話，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其實從未改變。
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毛澤東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或許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掩蓋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從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從未上過大學，為謀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學就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僅8元（那時北大教授的月薪為200至300元）。這段工作經歷讓毛感到自尊心深受傷害。直到1936年毛還告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5]自視甚高的毛澤東，一直將這段地位卑微的就業過程視為畢生的奇恥大辱，久而久之，這種屈辱感轉化成了對成功的知識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毛澤東青少年時狂妄自大，有強烈的造反情緒。「五四」後毛接受了與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人云亦云和盲從，他們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士大夫傳統，關心國家命運，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當毛澤東尚隱身於草莽之中時，他或許願與這些知識分子議論國事，但思想上卻既不尊重、也不認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一旦有機會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會顯露出來，要凌駕於知識分子之上，成為他們的人身和精神主宰。
自從1942年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其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以後，他的「王氣霸道」就逐漸肆無忌憚地表露於外。1945年毛髮表了「沁園春.詠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其整治知識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興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6]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殺儒」改變成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讓群眾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
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始於1942年，奪取全國政權後不久又發動了一系列這類運動，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年至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緊接着又有「拔白旗」運動，直到1966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運動都是逐步毀滅知識和文化的民族大災難，而其肇始者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也隨着這些運動的「升級」而近於瘋狂。
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於1935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為此改善了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以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一策略相當有效。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追求進步的中小知識分子越來越嚮往共產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毛澤東對此是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而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這次「整風」始於1942年2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不知就裏，遂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卻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現代史學者一向把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這一說法[7]。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這兩個事件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心態的大暴露。
王實味是中共黨員，1937年到延安後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的中共幹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眾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中共領導人的批評令毛澤東非常震怒。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提到，毛澤東深夜去看了《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鬥爭，最後把「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強加給王實味，將其逮捕。[9]
逮捕王實味後，毛又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他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毛還下達如下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該文件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題為「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勵群眾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全面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
在「搶救運動」中，通過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務」。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中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他還認為，行政學院裏「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據披露，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是中共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也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甘、陝、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都曾被認為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
當時中共甚至把「一二.九運動」也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在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談到：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乾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救）」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救」）。直「搶（救）」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台『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當時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鑑於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被打成「特務」、各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乃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結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為了掩蓋「搶救運動」的嚴重錯誤，王實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卻於1947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不予平反。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人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眾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但這僅僅是口頭道歉而已，毛始終不承認所謂的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是他刻意製造的大冤案，更談不上認真總結這次運動的慘痛教訓了。當時，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毛不但將其「留中不發」，而且對蔣南翔組織批判。此情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直到1962年，毛還毫無根據地信口胡言：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毛死了6年後，中共才為所謂「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平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人的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