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針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其着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採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做法，用群眾性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但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該社論開列了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澤東的惱怒躍然紙上。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殭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打倒在地」的對象。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武訓傳」的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48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過武訓，於是也遭到無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
讓知識分子「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緊接着，《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蹟」，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月23日和24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整肅重點。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罵自己。例如，梁思成發表了「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寫了「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還有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知識分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分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罵，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不久後毛澤東宣佈中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方針，迫使知識分子奉蘇聯為師，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在中國的學術園地里，從此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
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份，文藝界於1951年11月開始「整風」，胡風的文藝思想成了「整風」的靶子。胡風曾被中共認作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已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這封30萬言書對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表面上尊重，骨子裏卻大相逕庭，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憤怒。1955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1955年5至6月分3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寫了「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誣指「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胡風夫婦於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它「胡風分子」也陸續鋃鐺入獄，他們的被捕未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眾的揭發批判，或停職審查，或被剝奪人身自由而「隔離審查」。1980年司法部門關於「胡風一案複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而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數」。[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