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1962年
大規模持續性的飢餓對於我們這代城裏人，時間不算太長，三年多。我們所感受到的飢餓程度，也沒法與農村人相比，畢竟我們有基本口糧供應。即便同為城市，因地區差異，亦有程度之別。只因這段歷史，正值我年少時期，所以印象深刻。
幼時飽
我幼時生活挺滋潤，沒有過飢餓感。
1957年秋，母親從北碚區的重慶師範學校，調往市中區（現渝中區）的重慶41中學（現巴蜀中學）。那時我三歲多，對生活有點模糊的印象。
市中區購物方便，母親知道黃油營養價值高，每天早上吃饅頭，她會切薄薄的一片黃油，夾在饅頭中間，再遞給我們。剛開始，我們感覺黃油饅頭很稀罕很香，吃得分外來勁。但很快，我們患了「山豬兒不愛吃細糠」的毛病，覺得黃油好膩人，便將黃油饅頭掰成小塊，偷偷往山坡下扔。這些劣行，當然得背着母親。若被她發現，輕則讓哥姐背「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重則第二天早上只能喝白稀飯。且這一待遇，母親根據家中經濟的實際，很快就取消了。但我們「飽漢不知餓漢飢」的日子表明，那時的食物供應，還是挺充足的。
還是大哥懂事。他從不糟蹋糧食，若看見我們扔掉的饅頭，會默默地撿起來，撕掉皮，自己吃了。他進初中時，還未到饑荒年，每天上學前，他要倒尿罐、到食堂買飯，兩趟下來，常常來不及吃完早飯。他只好一手抓內夾芝麻醬的饅頭，一手提着書包，朝教室狂奔。學校課堂紀律嚴，不容許帶食物進教室。饅頭要吃，課堂紀律也得遵守，大哥只好將饅頭放進褲袋，到教室坐定後，悄悄掏出，塞進課桌，等老師迴轉頭寫黑板時，摳一小塊塞進嘴裏。怕老師發現，他嘴不敢動，只能用舌頭調動口裏的唾液，慢慢地「呡」，一吃就是大半節課，雖有「做賊」的心虛感，卻扛不住誘人的芝麻香。時間一長，大哥對這種吃法頗為受用。但若遇到上語文、歷史、地理之類的課程，老師寫黑板的興致轉向口若懸河時，他便頭大了。此刻他焦慮的，不是如何不被老師發現，而是來自飢腸的長吁短嘆，如何不被同桌聽見。
不久，我進了人和街幼兒園。因是住讀，周六下午才能回家。與家人在一起，我感覺溫暖，所以每周一早上大姐送我入園，我都極不情願，又無可奈何。一天，我發現平日緊鎖的園門開了條縫，我太想家了！趁吃晚飯，保育老師忙着分飯菜的功夫，我溜出了門。我家剛搬到41中時，住在東山坡坡頂的舊房。那天，我沿着回家路，上坡下坎，幾番折騰，天黑盡時，終於到家了！我突然在家門口冒頭，讓正吃晚飯的母親，吃驚得掉了筷子。吃完飯，我與哥姐玩得正歡，敲門聲響了，原來是保育老師。滿頭大汗的她看見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帶着哭腔：「總算找到你了！」我可憐兮兮地望着母親，被容許在家「賴」一晚，第二天一早，被重新「收監」。
其實，那時幼兒園的伙食很好，早餐有包子饅頭花卷稀飯，還常有牛奶雞蛋肉鬆。中午和晚上，肉丸子、紅燒肉、蘿蔔燉肉……班裏許多小朋友，順勢吃成了蘋果臉。我雖不挑食，但沒珍惜這寶貴時光，從不「莽起脹」（使勁吃），以致後來到饑荒年，每每想起，腸子都悔青。
1960年9月，我入讀巴蜀小學，是走讀生。每天中午回家吃飯，要經過一條壕溝。我本可從壕溝邊的小路，繞到通往家的石梯坎正路。出於貪耍，也為抄近路，我總是放着好好的大路不走，偏偏要去攀陡坡。來到溝邊，幾個小夥伴排成一溜，抓住壕溝中間的一根細水管，一個接一個，弓腰駝背往上爬。到家後，顧不得一臉熱汗，直接洗手端飯碗。
儘管如此，我卻十分羨慕班裏的住讀生，不是因為他們有不受家長管束的自在，而是因為他們可以天天在食堂吃飯。每當我回家，排隊等候爬水管時，我會幻想：正與同學們嘻哈打笑你推我搡奔向食堂；排隊買飯嘰嘰喳喳吵吵嚷嚷；圍坐飯桌拼命夾菜使勁刨飯；銻勺將飯碗刮出「殺雞殺鴨」的動響……
沒想到，我這夢很快變現了。只是，它全然沒了想像中的妙曼。
大鍋飯
1960年，國家已經進入困難時期，我頭腦中的飢餓記憶，始於城市強制人們吃集體食堂的「大鍋飯」。當時，居民由政府按職別、年齡大小，決定配給口糧的多少。小學生的糧食定量，每月16至21斤不等。
上學沒幾周，班主任老師鄭重宣佈：從今天起，同學們都要吃集體食堂了！總算能與住讀生一起享受「打平伙」（聚餐的一種方式）的待遇，走讀生們臉上笑開了花。我們班的同學多為6歲至7歲，尚處於發蒙年齡，從老師的描繪中，我們懵懵懂懂地以為：吃共產主義大鍋飯，如同登雲梯看峻岭，「風景這邊獨好」。
開飯時，每班按八人一桌，分成五桌，由班主任指定的班幹部擔任桌長。吃飯時，桌長叫上兩個同學，先到窗口端回飯菜，再分到同學們碗中。全校幾百個學生，突然集中在一起吃飯，這下可忙壞了廚房大師傅，舀菜盛飯的幾個窗口，桌長們的腦袋似雨後林中的蘑菇，齊刷刷地冒出來。吃飯時，食堂沒有足夠的桌凳，那也無妨，大家就圍成一圈，蹲着吃，小同學們乾脆席地而坐。
剛開始吃「大鍋飯」時，光景不錯。早飯每人一碗稀飯、一個饅頭、小半勺鹹菜。中飯或晚飯，每人一碗米飯、兩勺菜。這麼多人聚一塊，大家新鮮感爆棚，說說笑笑，堪比麻雀吵架，房頂都快被掀翻了。好光景維持了沒幾天，早飯的饅頭沒了蹤影，只剩一大盆稀飯。乾貨沉底，分稀飯時，個個眼睛盯着桌長的飯勺，那情形，像飯盆里都能撈出眼珠子來，人人都盼望那最後一勺，能倒進自己碗裏。中午和晚上，紅苕代替了米飯，菜也經常省去了。此時，大夥肚皮的鼓與癟，取決於桌長手中的飯勺。
我們的桌長出身於幹部家庭。她剛入學，就因根正苗紅，愛幫助同學，深得老師喜愛，同學擁戴，當了班長。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權力」真是難為了這位七歲多的小班長。記得那天晚飯分紅苕，她就不免尷尬：公平分配吧，自己是住讀生，晚上肚子一旦鬧革命，可不比走讀生，可從泡菜罈中，撈一塊老薑嚼嚼，再不濟，還可喝一碗白開水；「以權謀私」吧，敗壞了形象，同學們會怎麼看自己？這班長，還當不當得下去？當然，這只是我如今的主觀猜測，當時的她，恐怕壓根就想不到這些。但不管怎樣，大紅苕在她手中，抓起又放下，放下又抓起，足以表明她的矛盾心理。如此反覆幾次，勾得我們眼熱心癢。想起玩「擊鼓傳花」時，都怕花落在自己面前，但此刻，我卻盼望班長抓紅苕的手，剛好在自己這兒鬆開。小心臟真有點受不了！最終，班長的面子還是抵不過肚子，兩個壯碩點的紅苕，出乎意料地落入了她的碗。因為飢餓感強烈，這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於今想來，古代西方的「切餅」論，將操刀權與選擇權相分離，人性自覺與規則制約相統一，挺公平，也挺合情。
吃飯時，食堂會提供幾大桶醃菜湯。醃菜湯不限量，隨便喝。低年級的同學個子小，「搶湯」占不了便宜。於是，每次食堂關門前，總會看見幾個瘦小的小同學，圍着大木桶轉悠，踮起腳尖，手伸進高高的木桶，不停地用鐵勺撈殘存的醃菜葉。木桶高且深，小同學撈得格外吃力，為了能夠撈到，孩子的瘦胳膊，小半截子都泡在湯里。
撈醃菜的陣營里，少不了我二哥。他那時已八歲多，個頭卻比七歲孩子高不了多少。所以，他的「撈姿」更獨特：腳離地，半個身子懸在桶沿，像攔腰架在單槓上，隨時準備練空翻。一次，一位小同學撈來撈去，突然感覺鐵勺比平時重，他以為撿到「刨財」（發橫財），興奮得大喊「我撈到菜頭了！」提起勺子一看，原來是只死耗子！一旁驚呆的二哥，從此不再光顧醃菜湯。
臭烘烘的醃菜在操場垻晾曬，餓慌了的小同學，目光總在上面掃。想伸手，又怕被捉到，不光要挨老師的「刺」，更怕被同窗指為「偷兒」。畢竟是孩子，沒幾天，課間休息時，總能看見幾個餓慌了的小同學，不管不顧地抓起菜葉梗，便往嘴裏塞，個別小同學還因塞多了，在操場哇哇地吐。此刻，道德覺悟在「饑寒起盜心」面前，垂頭喪氣得很。
那時，二姐讀小學五年級，我和二哥分別讀一、二年級。二姐一貫自我要求嚴格，而我，可能沒有二哥愛「翻筋」（好動），體力消耗小點，所以雖感到肚子餓，但喝兩口自來水，勉強能忍。二哥呢，雖餓得蔫不拉唧，但他「傲兮拉彌」（清高要面子）的個性，決定了他哪怕餓得眼冒金星，也不會去碰操場上的醃菜。
轉眼元旦節快到了。那天中飯，食堂除了按定量供應外，還額外熬了幾大桶紅苕稀飯。無限量的紅苕稀飯，極大地滿足了大家的口腹之慾。很快，食堂便見一群又一群的學生，挺着西瓜肚，邁着八字步，打着「橫錘」（用衣袖擦鼻子嘴巴上的飯嘎巴），魚貫而出。惟有二哥，完全不顧肚皮的容量，一碗接一碗地灌。最後，鼓成順風帆一般的肚皮，讓他直不起身，彎不下腰，躺不了地。他只好半跪着，半個多小時後，才一步一步挪回家。
最讓我難忘的是，班裏一位小男生，可能因為在家中麵條吃多了，接着又一口氣奔到教室。到教室後，隨着一個飽嗝，他胃裏的麵條，一下子吐了出來。隨後，他快速捧起課桌上的碎麵條，一股腦兒往嘴裏塞。
那時，大哥上初三，大姐上初一，倆人同母親一起，在中學食堂吃大鍋飯。
每天早上，大哥大姐端起各自的飯盒，到食堂買稀飯。食堂熬的稀飯，看起來「黏凍凍」（稠乎乎），其實撒了鹼。兩人手捧飯盒，邊走邊吃。清香的稀飯，仰脖喝倒是痛快，但嘴巴不過癮。於是，一點一點地用銻勺送進嘴，一口一口地用舌頭細品，直到米粒在唾液酶的作用下，生出甜味，才慢慢咽下去。飯吃完，用銻勺在盒壁刮出刺耳的「吱吱」聲，舌頭再儘量伸長，舔殘存的飯汁。大哥那時處於身體快速發育階段，上完第一節課，肚子就餓了，後面三節課，只能硬扛。
中午和晚上，三人從食堂買回米飯或紅苕、一碗少油無肉的炒蔬菜。米飯雖說每人三兩，但怎麼看都感覺分量不足，紅苕也是出奇地苗條。一次，母親看着六根比胡蘿蔔略粗的紅苕，實在氣不過，直接找到食堂：「你們自己看看，讓我們幾個人怎麼分？怎麼吃？」食堂師傅自知理虧，只得補了三根。至於菜，去晚了便沒有了。於是，不時出現鹹菜下飯或只啃紅苕的情形。
我們三個從小學食堂吃完飯回家，總能趕上母親和大哥大姐正端起飯碗。眼饞的二哥，忍不住圍着飯桌「巡視」，見到哥姐不小心掉在桌上的一顆飯粒，手快如閃電，撿起便放嘴裏。逢此，母親會撥一點自己碗裏的飯，或掰下一塊紅苕，遞給他。一開始，二哥「不要、不要」地謙辭。經不住米飯的誘惑和母親的催請，半分鐘不到，他就抓起了筷子。
那年月講究精神變物質，肚子可貧困，精神須繁榮。所以，學校的秋遊照舊進行。看山嶺景色，踏河灘淺草，不能空着肚子。學校便臨時下放「大鍋分配權」，讓家長給自家娃兒準備填肚皮的東西。
這事，對那些家庭經濟寬裕，有錢買高價食品的家庭，容易；對那些父母單位沒條件辦食堂，只能自己開伙的家庭，也不難。難的是那些吃食堂大鍋飯，家中子女多，父母工資又低的家庭。怎樣讓乘興而去的孩子，不致因肚皮抗議而敗興？當爹媽的自有招數。設法借來少量麵粉，和着菜葉，調成糊狀，倒入鍋里，攤出一個有鹽沒油、不成形狀的麵餅。記得我帶的，就是母親做的漿糊烙餅。餅太軟了，母親特地用飯盒裝上。但班上個別同學，卻是空着手去的。
終於放敞了，大家狂追瘋跑，全然不覺肚子餓，只是到了飯點，才感到前胸貼後脊。這時，老師示意帶了吃食的同學，分點給眼巴巴看着的同學，同學們積極響應，「親親以睦」的傳統美德，不經意間就這樣死灰復燃了。
也有「吃福喜」（白吃）的例外。一次，二姐班上組織郊遊，因班裏一位同學的爹是公安局長，大夥便跟着沾光，不僅坐上難得一享的大汽車（一般都坐敞篷卡車），且每人發一個牛皮菜大包子。過河時，一位同學樂極生悲，包子掉下了河。迅雷不及掩耳，他一個魚躍，下水撈起發泡的包子，三下五除二，吃得不剩包子渣。
幾個月後，巴蜀小學的大鍋飯取消了，我們三人的糧食關係，轉到了母親所在中學的食堂。能與母親和哥姐一起吃飯，我們很開心。只是，各單位繼續規定員工吃集體伙食，所以，我們的大鍋飯，不過是換了場所。
饑荒之初，糧食尚有粗細搭配。細糧是米麵，粗糧是紅苕。但好景不長，粗糧很快成了主角，以紅苕和包穀面為主。
吃紅苕時，母親總是按各自的定量和胃口大小，大致分配一下。我從小聽母親講「孔融讓梨」，懂點兒「兄友弟恭」的道理。一次，我看了看自己的紅苕，又看了看大哥的，隨即拿出一個還給母親，說：「我吃不了這麼多，這個給大哥」。為此，母親在哥姐面前，多次表揚我，且常向外人提起，儼然成了謙讓的現代版。
剛吃包穀羹羹時，迫不及待地喝一大口。沒料到，羹羹很燙，立刻就想吐出來，又不捨得，只好含着羹羹，大口地哈氣，硬生生地讓它在口中冷卻。結果，天堂板（上頜）燙出幾個似泡非泡的疙瘩包。後果很嚴重，教訓很慘痛，由此我悟出了一個道理：吃苦頭容易使人變聰明。羹羹喝完後，再死勁伸舌頭，沿着碗邊舔（以致現在我只要揭開酸奶瓶蓋，就有伸舌頭的衝動），再用開水涮碗，掃蕩殘餘。吃了被燙的苦頭，我們很快總結出「喝羹經」：將一碗包穀羹放在半盆涼水中，等碗的邊緣變冷，先慢慢地喝出一個豁口，滿碗羹羹，便斷崖似的與碗沿分離，自動往嘴裏垮塌。一碗喝光，碗似水洗，光滑潔淨。
有段時間，糧食供應特別緊張，粗糧也成了稀缺品。於是，粗糧退位，「瓜菜代」登場。
